是谁蚕食了基层政府的的公信力?
近几年因做与农村有关的课题,常带学生在中部地区的农村走走,感觉现在农村社会建设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干群矛盾,是干部与群众之间存在的严重的信任危机。
问起当前的生活,百姓都说比以前好了,吃的问题解决了,住得也比以前宽敞了,家里彩色电视机也看上啦,小孩上学也不怎么花钱了,路也修到屋跟前了,一些家庭也买了摩托车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对这些成就的归因,老百姓多众口一词:“那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好!”“那是托胡锦涛、温家宝的福!”难道就没有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份?“他们哪,只会把好处往自己身上搞,不干别的。”“修这条路听说花费了二百万。二百万只搞成这种路?我看他们起码贪污了一百万!”“这二年我们这里搞农村低保,他们的亲戚能吃能动却搞成低保户,而ХХ和ХХ年纪那么大又没劳动力,却没能享受低保。一点也不公平!”“乡里要我们搞沼气,每户补助一千元,我看上面给的肯定不止一千元钱,不知他们又贪污了多少呢!”“揭发他们?那是官官相护的,谁理你一个普通老百姓!”
而走访当地的乡村干部,都说现在刁民多,工作难做。“现在的群众,你要想让他们干点公益的事很难。修路架电线到他们家门口,他们当然乐意,好处他们要享受,但不能占他们的田和地,更别指望他们出钱出力。”“上级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费是要求配套的,即乡村要自筹一部分。农民那边喊谁也喊不动,又不能去向他们收钱,实在筹不到,只好贷款了。”“现在的老百姓,道理你跟他根本讲不通。他的眼前只有他自己的那么一块小巴巴!他的那块巴巴比天还大!”“现在的老百姓,你要他们干事?难!他们仗着自己不犯法,你一不能骂他,二不能打他,三不能抓他,对干部根本就不理,没威信!”有的干部甚至说“中央和省里只把要做的好事在电视、广播和报纸上一宣传,老百姓就拿来质疑我们,而具体事情却要我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来落实,好难啊!好人都让中央和省里做了,我们只有做恶人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钱少或财政的问题,事情倒还简单好办。现在农村已经实行了税费改革,农民的负担已经减轻了许多,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也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财政加大了投入,在“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思维中,中央财政也向新农村建设进行了倾斜,钱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了,但干群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问题出在我们的体制上。
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社会,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也是一个从神圣走向世俗的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的流动空前加大,导致了社会的生活和管理必须从静态走向动态,这就增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不确定性和难度;从神圣走向世俗,则使社会各阶层的逐利性日益明显,利益的多元化、价值的多元化、主体性的多元化随处可见。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和增加活力的同时,也给社会的中下阶层带来了很强的挫折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又增加了他们的焦虑和无奈。这就要求我们的基层政府官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关心和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更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仅从生产生活上给他们帮扶解困,还要从精神和心理上向他们作积极向上的引导。可是,我们的官员已经变成了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层,他们的眼光是只向上,不向下,保住自己的利益、追逐自己的利益成了最大的目标。以前要收税费,还要同老百姓面对面,老百姓有事要解决还有谈判的机会和场所,现在不收税费了,干部们连个影子也找不到了。有事找他们,只要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能不办就不办。但若你有个一官半职,或是什么官员的亲戚,或跟某要人关系密切,或请客送礼,或有特殊的关系网,或有特殊的狠劲,所找的事立马就办,甚至不合规矩或不合法的事也能办。这种官僚作风和潜规则大于显规则的行事方式,严重挫伤了普通群众对政府的期望,加重了中下层群众的挫败感,也更严重地损害了基层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随着农民工进城和人员的自然流动,他们便把这种对自身当地基层政府的看法带到了新的地方,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一遇到合适的机会和场合,便把自己的挫败感和长期积累的郁闷发泄出来,造成破坏性的后果。这可能就是近年来报章中所常描述的不少重大突发性事件中,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当时案情没有直接关系,是“无直接利益冲突”者的缘由。
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重点是要建设好新农村。要建设好新农村,首先要建设好基层政权,恢复基层政权在普通百姓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自觉取得群众的信任和依赖,这样才能享一个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