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贺雪峰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的一本著作。全书60多篇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将活生生的乡村社会展现在我们面前,翻开这本书,一股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开篇中即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作为研究农村的学者,“泥土”也是他们的命根。作者立足农村,深入农村,文章涉及农村的方方面面,从《新乡土中国》的篇目,如“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类型”、“农民福利的计算”、“村务公开”、“乡村水利”、“村民小组长”等等,足见作者对“三农”问题关切的深度和广度。说这本书具有“泥土的清香”,还在于作者清新的学风。全书60余篇调查笔记,分为“乡土本色”、“村治格局”、“制度下乡”、“村庄秩序”、“乡村治理”和“乡村研究方法”六个篇章,娓娓道来,雅俗共赏。社会学专业的研究者可以从中领悟作者进行社会调查的独到方法与学术功底,会为他的深刻见解会心一笑;普通读者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农村社会的特点与变化。如作者在村庄类型中,通过对湖北荆门和江苏如皋农村的调查,发现两处农村的不同之处,荆门农村重视即期消费,缺乏长远预期;如皋农村重视建房,对家乡有较强的归属感。作者认为荆门农村是“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村庄,因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村庄中就缺少有全村性影响力的村庄精英,也缺少这种村庄精英在村庄建功立业的动力。同时,村民之间的联系较弱,村庄社会关联较低,村民也缺乏获得村庄社会认同的动力。在这篇笔记中,作者通过对江西农村的调查,认为江西农民显然对村庄未来生活有着明确预期,这种预期主要来自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族文化。这些传统的宗族文化为江西农民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提供了本体性的安全感,因此江西农民比荆门农民会感到幸福一些……不同的读者都能从作者的分析中获得某种启发。
中国农村相当庞大,发展又十分不均衡。“如果不能对数量庞大又发展不均衡的中国村庄进行适当的分类研究,农村研究就很难进入到比较精细的层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贺雪峰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各个省区的农村,他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农村。从每篇文章后面注明的写作时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奔波在乡村的不倦的身影。
作者不仅对事件、人物有精细、深入的调查,而且,他的智慧、学识表现在他对事件、人物精到的评论和判断中。如在《红白喜事》一文中,他认为过去农村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仪式,是在悲伤与敬畏中,在禁忌与期待中进行了阴阳对话。而随着时代的演变,现在“办丧事成为生者与生者之间的竞争”。传统婚礼仪式所表达的向社会宣誓组成“白头到老”、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的意义正在消失,“婚礼越来越变成了收钱和送钱的游戏”。这些分析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敏锐的洞察力——红白喜事并非只是一家一户的私事,其社会意义在于对理解当前农村存在的很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费孝通先生的经典之作《乡土中国》,对我们认识中国国情有很大帮助。贺雪峰给自己的著作取名《新乡土中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然是想沾费老的光。”作者以费老为学术楷模的心迹是明显的,不仅可以从书名上看出,文章的风格,甚至有些文章的标题,都可以看出作者对费老的学习和追随。如《乡土中国》的第一篇文章是“乡土本色”,《新乡土中国》的第一篇(章)也是“乡土本色”;费老书中有“文字下乡”,贺雪峰的文章有“制度下乡”。但贺雪峰在学习的过程中,又有了自己的新观点、新创造。如费老生动描述了聚居一处的自然村熟人社会的特征,贺雪峰则根据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的特点,提出了“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在费老“文字下乡”的启发下,贺雪峰提出了“制度下乡”的概念,揭示“新乡土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中,运用“制度下乡”的生成、整合和激荡推动其向现代化的方向演进。
北大教授苏力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本书可以让人感到生活比理论更丰富,比理论更发人深思。笔者深有同感。
马雪松,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社科院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社会学、文化学研究,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社科规划课题4项,主持或参与完成省社科重大课题9项,已出版学术著作6部、编著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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