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中国大陆知识界一个最声名远播的现象,就是被命名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股思潮间的争论。这场看似关乎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方向的争论,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被反复地评论、报道、谈论。无疑这场争论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知识界某些方面、某些层面的某些特点,而且几乎没有人认为先后被归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旗下诸人的观察与忧虑没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综观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此场争论虽然参与人数空前,尖锐和针锋相对空前,但考察其内蕴,却相当地贫乏有限。
难道这就是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所做重要努力的自然结果吗?当然不是,而且相反,这场争论之所以如此贫乏的原因,在我看来,恰恰是九十年代知识界既相当迫切又有价值的努力没能有效进入论争视域的结果。以自由主义研究思考状况论,这些年汉语学术思想界研究、思考自由主义最有成就的学者思想者,象邓正来、王焱、汪丁丁、贺卫方、李强、石元康、钱永祥、赵刚、江宜桦*等的工作,和刘小枫等相当一部分的工作,不仅没有正面被争论者运用和讨论,而且也没有成为自命“自由主义”的论争者们的学术思想的资源腹地。同样,被划归为“新左派”旗下的汪晖、甘阳的绝大部分工作,王绍光关于国家能力问题的思考,崔之元所提到的理论资源、理论脉络等等也没有被认真对待。以上所举还是一目了然和论争双方思想脉络直接有关的这些年中国学术界的部分进展,至于那些看似和这场争论无直接相关性而实质有关的进展,其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
从同情的角度来讲,这样一种结果和参与论争者的论争目的相关。就是“新左派”方面的此次论争目的并不是要批评自由主义的学理,而是在针对这些年笼罩大陆的知识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最主要的特征被描述为夸大市场的作用,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证,一个较大的中间阶层为健康稳定的市民社会、自由民主社会所不可或缺。这样市场的力量就不仅有解构现有专制国家的作用,而且大大有利于形成一个健康稳定的自由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体制和阶级构成。而“新左派”则针锋相对,批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市场拜物教,批评他们无视平等、公正的价值,认为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正视平等、公正价值的最好保证是实行各种形式的民主。在论争中,双方都有很强的现实理由作背景。在“新左派”方面言,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而且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中看不到此问题被郑重面对的征象。在“自由主义”方面言,一方面改革后市场的存在大大削弱了专制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程度,社会和个人自由度大大加大,证明了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大革命”等以平等为价值号召的群众乌托邦运动的后果让人记忆犹新,因此对大规模群众运动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认为新左派对民主的强调会导致社会的不安,破坏中国改革现有的成果。
作为定神关注的旁观者,我本来以为这场争论对双方都是一次机会。作为自由主义者,以此为契机考虑平等与公正问题,既在理论上正面对待融贯平等、公正价值,又在实践上考虑制度的调整与创设,以使平等与公正的价值在现下社会状况中有落实的可能,并因此确立自已分析批判不公正现象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作为“新左派”,则要在批判市场拜物教的同时,考虑市场的多面性,即在不同氛围结构里功能结果不同甚至相反的多面性,并在和自由主义共有的通向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富足社会的大目标下,考虑不同脉络、不同问题下民主灵活多变的形式,在现有状况下,以有具体针对性、建设性的民主方式,把个人和社会自由空间转变成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人格等多方面的建设性成果。
这种不见得同意对方的理论立场,但却认真对待对方问题的争论方式,是我在争论开始时所特别期待的。但实际争论的展开和持续的样态让关注者吃惊,因为争论很快变成了对对方道德的猜测、对论据的吹毛求疵和对论点的断章取义的攻击。新左派攻击对方道德上麻木不仁、并已成为在不公正前提下获取大量利益的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言人。自由主义者则反唇相讥,认为“新左派”和现政权意识形态关系暧昧,指责“新左派”的观点会导致民粹主义,甚至会为现政权强化专制提供借口,认为新左派论调有碍于中国通向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一些旁观者把积极参与论争的自命为“自由主义者”们的观点,概括为里根、撒切尔主义的中国横移。确实,这些自命的“自由主义者”还不如里根、撒切尔夫人复杂和有现实感,因为里根、撒切尔夫人之强调市场有他们所处的问题脉络,有他们的历史和制度的上下文。而这场论争中自命的“自由主义者”们,却对历史、制度上下文问题缺少足够耐心。而论争中不少自命为“新左派”者,骨子里竟有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争论逻辑。凡是“自由主义者”们所批驳的,他们都一一辩护,甚至不惜为罪恶曲为回护。总之,双方都不是在更复杂的层面上回应对手虽简单但有其合理性的问题和逻辑,而是以同样简单、甚至更为简单的方式来攻击对手。
令人遗憾的不仅是争论双方没有把争论作为一个自我深化、复杂化的契机,令人遗憾的更是论争掩盖了那些正在生长有待成形的重要努力。在近几年大多数大陆学术思想状况叙述者的笔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的都成了压倒一切的浓墨重彩,似乎这场论争是这几年大陆知识界最应该被关注的学术思想活动。论争同时使复杂的问题立场化,使思想和学术行为戏剧化,使参予人物角色化、单面化。这样的学术和思想形象自然成了媒体记者笔下平面化、情节化的叙述对象,并给习惯以恩怨情仇方式把握世界者以可乘之机。这些都扭曲简化了学界在不了解情况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没有完美的叙述,任何角度的叙述都只是有利于在叙述脉络上能被充分呈现的问题。相对于一个目标,两种叙述之所以能被比较高低,是看哪种叙述可以更好地帮我们达致目标。如果我们现在设定的目标是了解中国大陆知识界最有质量最有活力的那些进展,那么我敢说以这场论争作为自己的叙述主轴,绝对不会达致自己的目的。因为正如我前面所叙述的,即使人们假定当代大陆所有有价值的思想进展都是由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个阵线中人完成的,其在学术思想上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没有展现于论争的视野。何况还有太多有价值的工作是怎么也无法归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阵营中去呢。
二
作为中国大陆知识界的一员,我每每有焦虑、紧张、无力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首先在于一个努力思考、关心天下的人文知识分子很难在现有国家合法体制内找到贡献自己的思考、为民族未来分担责任的恰当工作位置。其次是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情势,中国知识界准备严重不足的当代知识思想状况。以我一个朋友的经历论,他所工作的杂志在国家所设计的学术等级制中处于最高等级,论文在该刊物上发表被认为是得到了代表专业研究最高水平杂志的肯定。因此在相当多的教育、科研单位,在该刊物上发表论文都被特别看重,甚至有些研究单位的评定到了在其上有一篇发表,就够格被评定为副教授的地步。然而这样一个在国家学术运作、评价体系中有着很高地位的杂志,在我那位朋友看来,其主导编辑思路、评价标准却是混乱的、随波逐流的。不说那些需要相当思考洞察能力才能发现和承担的责任,就是在学科自身发展建设上,甚至单纯实证知识的累积上刊物都没有起到明确的正面作用。而他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在他看来甚具荒谬感的工作,一是因为在此单位工作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多,二来因为此小单位所处的大机构图书不少,各研究门类齐全,且各学科都有一些出类拔萃者可讨论问题。这样,不是国家体制交给他的工作本身的价值,而是工作环境中的一些要素是他选择现有工作为栖身之地的理由。
对比八、九十年代,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八十年代相当部分具活力和价值的思想工作是在国家体制内以合法、公开的方式展开的。九十年代国家体制内思想气氛则甚为沉闷,虽然其中人物不乏精彩、重要的思考和洞察,但它们在体制内却不是以正面指明其思想、现实意义的方式,而是强调其知识价值的方式存在的。这一现象和国家导向有关。九十年代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已大为削弱,但其对直接富现实关怀的思考则百般警惕。这使得许多方面自由空间均有所加大的中国九十年代,在思想氛围上却甚感压抑。加之,这种导向使国家体制内具体研究机构多为能和这种氛围相适应者所当权,结果大范围有意压抑,小范围麻木不仁和平庸充斥。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视如生命的现实和思想关心,在体制内反而主要以边缘或背离自己关键本意的形象存在。体制内的思想、研究气氛既如上述,那么,那些由冲破国家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打破媒体浅尝辄止似是而非的谈论的笼罩,挣脱专业视域、个人利益的羁绊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其论题和交流都有相对稳定性和自主性的国家体制外“知识界”,情况又如何呢?
在很多人眼里,“知识界”虽然只是一个没有合法体制依托,随时可能因外力挤压而有从公共视野消失危险的交流场域,但却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活力希望所在,因此为许多读者寄托其热情之地***。平情阅读体会九十年代知识界对当代中国应走道路的设计和分析,及对这些设计分析的批评意见,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深刻转型、头绪繁多又困难四现危机四伏的时刻,虽然各家各派各有所见,但并没有谁拿出一个论述令人信服、实践又有充分可操作性的把握框架。在论争中被作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一群曾自信理清了这些问题,不过我想如果他们不孤立地看待中国的改革,而是置之于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复杂背景中,并认真考虑现下严重的不公正等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他们应该重新创构自己的整体把握框架。
这还是只就转型政治学、转型经济学、转型文化学而言。在我的印象里,当前通常意指的转型成功主要是指经济上轨道、社会稳定等明确指标的实现。如果我们把改革――转型问题放在反思现代性背景下,并与国家民族长远健康的发展和如何为世界文明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等根本性问题关联起来考虑,知识界会发现自己需要比孤立考虑转型问题更为复杂的运思能力、更为敏锐的现实把握力和更为优异的历史穿透力。孤立谈转型问题尚力有不足,复杂讨论转型问题无疑需作更多有意识的积累才有可能驾御其复杂。
三
和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些变化中的一部分经常被我们提到和讨论,另一部分则少听人提到,更何遑讨论。在这些影响了我们,但又没被加以正面讨论的情况中,我认为其中两点对我们理解和评估这场论争特别重要。我特别关切的第一个方面的情况就是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沟通断绝。八十年代通过当时的体改所等机构,国家和一部分知识精英间保持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关系,甚至一些沟通管道被体制化为国家建制的一部分。而在原有的国家体制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当时的整体氛围、和具体职掌者等的灵活掌握和眼光,一批敏锐活跃的人物被提拔了起来。和九十年代知识界不同,八十年代知识界相当部分的活动是以国家合法机构合法体制为依托的。
八九年事件不光造成了精英和现当权者间深刻的感情裂痕,而且破坏掉了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沟通的诸多管道。加之职掌意识形态和重要学术机构的领导人不具备一定鉴别力和判断力,使得具体学术部门的负责人基本上为庸才和技术官僚充斥。这些原因进一步造成了九十年代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的隔绝状态。一些偶尔存在的沟通,也是非制度的偶然的结果。
在我看来,九十年代双方的隔绝造成了双重后果,一方面国家听不到知识界许多有价值的分析、复杂的对策思路等等,另一方面知识界也得不到许多只能来自政府方面的[重要]信息。这种情况的好处是使知识界少受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干扰,有利于知识界相对稳定的场域的形成;不好的是在这样一个困难重重的时刻,知识界的重要思考和观察资源不被国家参照使用,是一笔太大的浪费。
但损失不是单向的,在我看来,知识界得不到来自国家内部的多层互动这一后果影响甚至是更为深远的。在目前中国,国家是唯一有渠道获取关于全国完整信息的机构。如果政府把真实信息和知识界交流,知识界首先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训练和自己局部研究的了解和体察,对政府的信息本身正确与否、误差出入等给予分析。其次,信息不是孤立的,政府方面有自己的解读、反应和评估这些信息的方式,知识界也有自己的解读、反应和评估这些信息的方式,这两者的方式有时可以互相补充,有时可以互相纠正。第三,政府人物因其工作角色的需要、会把各方面信息综合整理成一完整图景。尤其在这样一个困难重重危机重重的时刻,敏感而又试图对民族负起责任来的权力精英,对汇聚到他眼前彼此缠绕扭结的问题和信息必须有一个回应与处理,那种身陷不知如何处理最好,又没有起码时间省思,而又不得不有所决断造成的对现实的刻骨铭心,是穿透了现实表面后获得的难于表述的现实感,是不在特定结构中、不陷入尴尬困境中就不可能有的感觉。这些本来就应该以各种方式成为关心民族未来者的共有财产。在八十年代,权力精英的信息现实感一定程度上可和知识界分享,但那时因为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们共有一种乐观主义――以为制度问题解决其他便可以水到渠成的乐观主义,所以八十年代的危机感经常只是一种权力斗争带来的危机感,而且一些知识分子经常把权力精英的现实感,直接移为自己的现实感,没有认识到只有通过一定的反思批判互动程序,知识界才可把权力精英的现实图景和现实感,转化成自己对转型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现实状况的一个综合的现实图景,获得自己的现实感。
本来,知识界自身在信息和现实深入了解上能自力更生最好。但现下中国社会科学不发达,已有的资金人力又多用在只会不断复制和强化现有思维模式、甚至直接用来论证现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项目上,因此单靠知识界自身的力量很难形成关于改革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图景。知识界自身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现实感和现实图景作背景,是知识界分裂的重要原因。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论争参与者的现实焦虑主要来自个人对现实的直感和对现实的片断了解,所以这场关于当下迫切现实的论争反而带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性。不是大家不使用现实和历史的论据,而是由于把历史和现实的论据从各自的脉络和整体图景中孤立出来,现实和历史论据实际上仅仅成为了各种观念的奴仆。不在相当程度上给出一个关于现实的完整图景,让人担忧主要以现实关切名义进行的这场论争会越来越沦为为论争胜利而驱使局部事实的论争。
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与八十年代的另一不同,就是学术思想工作自身也成了我们打量、反思的重要部分。不光在既有的学术脉络、学科理解上关注一个人的知识准备、学理准备和方法论上的自觉与否,而且举凡为什么某类研究成为正统的?为什么某类研究是重要的,却不是学院正统的?为什么某些问题我们熟视无睹,而另一些问题我们趋之若鹜?我们该怎样使用理论才能使之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方便、更多的揭明作用和更少的遮蔽?我们该具有怎样的意识和训练才可能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现实感受力?哪些无意识和惯习限制与左右了我们的思考和研究?等等一类问题都有人思考探究。
在我自己,近几年我日渐体认到如下两部分人工作的迫切性:一种是深深卷进现实的学者,他们很清楚,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时刻,如果某一项经济政策,某一项社会政策,某一项外交或文化或教育政策有偏差,其结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是不知道经过多长时间才可能消化克服的。这些和现实搏斗的学者,最直接和转型中的现实艰难挂钩。他们常常要放弃手中的理论和知识,两手空空面对那些既不能被现有理论模型充分说明,又不能被已有成功经验有效类比的具体问题。在知识界不能由国家途径获得现实充分信息的今天,这些学者的现实感尤为可贵。因为他们的现实感可以帮我们更准确有效地理解那些局部图景,并在局部图景间建立有效的勾联,初步呈现一个有相当可信度的,知识界可以共享的现实图景。
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怎么评价其工作都不过分的,是那些致力于对我们学术思想工作自身不断进行反思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象前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那么一目了然,但意义同样深远。阅读好的反思性文字,是一种让人既兴奋又后怕的经历。当我们知道那些我们熟视无睹,或稍加注意即弃置一旁的事实可能正是最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生存、感受和文化的原因时;当我们知道我们自以为自由的思考事先就被一些未经过检讨的惯习和无意识所限制并规定了方向时;当我们被告知我们现有熟练的工作方式不会触及的问题,可能正是使我们工作无效甚至临危的隐忧所在时,阅读的震惊和收获可想而知。
最为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在关于现实的完整图景,关于现有的学术、思想、理论方式的批评性反思,关于和我们改革思考相关的理论图式及本民族和他民族相关的历史经验都进行过最好地把握和讨论,等等一系列工作都做完之后,知识界再来完成关于转型中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整体把握图式。但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和流动性,使知识界不得不在前提性工作尚在进行的情况下,给出自己的整体性把握。不过,这种非理想状况下不得不给出的工作,要求我们对之持一种有限的态度,一种随时准备充实修正甚至放弃的态度。也就是说这一工作的完成者和拥护者要对复杂流动的现实、反思性工作和相关学理、经验研究的进展,保持充分的敏觉和开放性。
可惜的是,在这场被命名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中国转型如何才能有效,该如何选择才无愧于良知的两类整体把握图式的争论中,我们触目所及的却多是自己良心在怀、真理在手的排他式心态。不管多么人数众多,多么声势浩大,多么富于现实责任感,论争的内容都注定是贫乏的,因为论争最积极风头最健的人物,不仅拒不向对方有价值的观察和问题开放,而且从根本上忘记了那些他们本该对之时刻敏觉和开放的资源:那些和现实搏斗者的现实感,反思批判性工作,和在相关学理、经验研究上取得的不断进展。
四
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这场论争还相当炽热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感到了彼此互相猜讦对方道德用心的作法毒化了知识界的讨论气氛,感到了这场论争内容上的贫乏,却少有人指出论争双方使用理论资源、使用现实资源、使用历史资源、使用他民族资源的方式,和学界通常使用这些资源方式的关系;亦很少反思论争者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逻辑与平时学界的方式和逻辑间的关系。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更少有人自觉去思考评估与解析大规模论争的有效方式。因为从历史经验看,大规模的论争虽然思想含金量令人起疑,却往往是重塑气氛、感觉、语言环境的关键时刻,通常它们不是以其思想的优秀改变人,而是以重塑气氛、感觉和语言环境的方式影响、改变人。只要回顾一下民国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社会史论战等几次思想含金量平平、但后果影响深远的论战,就可知道我现在的忧虑绝对不是没来由的杞人忧天。究竟如何分析和预测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场论争的全部后果,非我一时所能胜任。但有些后果是眼下就能观察到的:比如,论争的声势浩大和结构简单,造就了一批思想和心智都不复杂但机敏善辩的思想新星,这批人的存在加上媒体对这场论争的理解程度,会更加固化这一简单的结构;比如,论争成了焦点后,公开和私下谈论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它相关,对那些本身思考能力就不足者,论争的结构往往有一种吸纳作用,既会固化那些本来有一定流动性可塑性的感觉和思考,又会让人自己忽略那些有待培育、却不能归于论争结构中的苗头、倾向;再比如,对那些本身已经成熟到足以抵拒论争结构的复杂者来说,知识界刊物一定的论争结构化,大大减少了可供更为独特、复杂的思考生长展开的思想空间。
更有甚者,这场结构简单的论争中所蕴含的现实关怀和责任激情,使得不少人以此自足自立,无心于更复杂的思考和学习。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那种通过把某人某杂志指为某某派,然后不理会其学术思想的贡献,在这种论争气氛和结构里,反倒俨然成了一种道德之举。这一逻辑的普遍运用是这场争论最令人扼腕和触目的后果之一。比如,通过把一学者指称为“某某派”,然后,用论争中一般这派的观点表现来概括其思想和用心,再脱离上下文孤立摘取其一些词句,说明自己指称的证据,以此来回避和无视这位学者思想和理论上的贡献。同样的逻辑也降临到曾作为当代中国知识界象征的某杂志上。通过指称该杂志为某某派刊物,无视该杂志这几年在打开知识界问题视域、学术理论视域上的有效成就,无视其把自己创建成一个思想空间、以促进中国知识界思想丰富和深化为职志的有效努力。
论争爆发前虽然很多人都意识到一场展现分歧的争论不可避免,并且多认为把私下的议论转成公开的讨论对建设一个健康开放的中国知识界有益无害,但我想,当时怎么也不会有人想到论争会以一种如此简单和恶性的方式展开和持续。真的,一切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然而不管这场论争曾经让我们多么惊愕和沮丧,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和面对,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和眼前的、事前让人怎么也无法想象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才能克服这场论争中知识界所暴露出的问题和论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出来呼吁建设一种和知识界一直大力倡导的民主公共相适应的论争心态、论争道德。确实,这场论争在这一点上应该成为整个知识界的反省契机,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格方式、道德方式是否已经随着我们对民主公共的倡导而发生了相配合的根本转变?因为一个健康的民主公共社会要求的决不只是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制度方面的解决,相应地它也要求倡导者和拥护者在一种人格、心态、道德和个人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改变。从这一角度讲,知识界决不该置身局外。
这场论争中暴露出的论争者不加反思地使用理论、历史、现实、他民族资源之简单粗暴,和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方式之单一、逻辑之简单等问题,一直是九十年代不少学人、思想者反思工作的重要关心主题。不过这场争论让我明白,到批判性考察、省思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实质而非形式的习惯性自觉,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很多学人亦久已省察到九十年代知识界有一股把自己初步观察、思考固化、结构化的倾向,许多人也一直致力于有意识地提供新的、可和这种固化倾向相互动,有益于其思想深化复杂化的理论资源,试图帮助这股倾向再度开放自己,不断面对新的问题。从这场论争表现看,这一努力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但从这场论争暴露出的内容贫乏、论争结构极度单纯等问题看,这些努力是相当敏感的。因为这些人担忧的不是知识分子有一个过于鲜明的立场选择,它担忧的勿宁是我们的思想缺少质量,我们缺少问题敏感。它尤其担忧的是把立场意识形态化,因为固化、简单化、教条化紧接下来的后果就是扭曲了的现实感和思想活力的丧失。
在这样一个让人又感沮丧又感困惑不安的时刻,决心跟中国学术思想命运一起浮沉到底的学人该做什么,又能做到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对比许多知识界杂志、学人都被吸纳到论争结构中去了的现实,我想我们首先该做到的,就是坚持独立思想品格,同时关注那些论争结构之外的复杂思考,那些更富流动性的思考,和所有那些既不能归到既有学科脉络中又不能归到论争结构中的思想的生长。当然这里所谓所谓的独立思想空间,并不是要造成一个远离论争的象牙之塔,而只是警觉论争中既富吸纳性又富排他性的二元结构。我相信并承认论争的喧嚣下有尚未浮出水面的真问题,在欢迎被弃置于论争视域之外的知识界那些重要努力的同时,也欢迎被论争的喧嚣淹没于其中的问题的生长。其次、不应认为如此出人意料的论争表现是一个偶然、孤立的结果,而应认为它是整个知识界,整个学术思想队伍、制度、评价机制,整个社会、文化、道德、媒体现状症候的一次集中表现。对论争可以做各个层次的反思,但每一层次的反思都该发展成对自己、对环境的一次质问。认识不到一定程度决定表层现实生产的更为隐蔽的深层生产机制,我们会被丰繁的表层现实欺骗、误导,认识不到表层事件通常还具有特异性、偶然性一面,尤其认识不到深层生产机制本身的可变性和流动性,我们又会被貌似理智的机械套用理论的思考欺骗。具体而非抽象地关注理论和现实、历史的关系,应该成为今后我们关注的永恒主题。其三,对论争所暴露出问题的克服,不应该是一种形式上的克服。比如,在反思论争者对历史、文化、制度等处境都甚不相同的其它国家和地区资源简单粗暴的使用时,除讲清使用者使用方式的谬误,和这种粗暴的使用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什么损害外,我们不妨自身投入精力作深入其它国家、地区学术、思想现实与历史以及相关经验资源的尝试,于其中致力寻找那些深深有助于理解和反思我们自己的资源点。反过来,这其中蕴涵的对我们深深的刺激和启发,也帮助我们刻骨铭心地进入对方的生活和历史。这样的积累和收获与大陆通常学院内和媒体上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知识运作极为不同。我们知道,只有这种性质的累积不断增加,我们才能彻底摆脱对他国家地区资源的使用只是在形式上的正确与谬误间摇摆这一实质上的困境。我们也才能彻底摆脱中国大陆当前只有中西资源发生实质作用,其它资源只是形式上发挥作用的中西二元知识图景。其四,我们深深知道,许多问题不仅不能用和这次论争的关系来定位其价值,甚至不能用和这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现实目标的关系来定位其价值。但它们却在每一事件上,当然包括这次论争事件上以很难把捉和描述的方式刻下深深的印痕,比如感受力、洞察力、思想力、创造力等。对这些我们能感到却无法赋形的问题,我们都必需寻找方式面对它、接近它,以期能在一定程度获得它。
思考这场论争中的问题所在,思考通过那些途径会一定程度克服这些问题,是论争之后每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这其中许多工作并不需特别思想力、洞察力,而只要有持之以恒的责任感、韧性和足够的心力投入就一定程度能胜任。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为民族的命运负起责任。既然命运已经来到门外,那么,就让它进来吧。
注释:
* 此处提到的石元康先生是香港学者,钱永祥、赵刚、江宜桦先生是台湾学者。此处提到他们,一是由于他们也在大陆知识界刊物上发表文章,二是由于他们和大陆知识界的交往讨论甚多,他们在港台发表的不少文章也为大陆学者读到。
** 此次在平面媒体上未充分展开,但在网络上全面铺开的论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公认在自由主义学理研究方面最有造诣的学者,都没有直接卷入论争。而被列为“新左派”代表的汪晖、甘阳等人也都拒绝“新左派”的指称。所以如此,我想是因为这场论争最热烈的参加者们,不是以诚恳讨论问题的方式,而是以建立彼此截然分开、缺少纵深感的阵线对立的方式展开论争的。这种论争方式,必然使学理、思考复杂者无法展开其所学所思。所以本文所批评的这场“论争”,只是在批评那些满足于此种论争方式、论争划线、论争结构的参与者们。并不包括那些没有卷入论争,但本身有明确立场、在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潮研究思考上有成就的学者、思想者。当然也不包括汪晖、甘阳等本人不承认论争者的指称,究其实际所学所思所写亦不能由论争阵线分判的方式加以把握的学者们。
*** 详细描述当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场域形成演变的历史,探讨其特征和多种功能,为深化了解中国当代知识、思想、文化、政治生活所不可或缺。但要完成此一任务需专门撰文甚至撰书。
( 此文发表时署名程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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