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三大论题
     
    吴 波
       

    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式已经在强调所谓学术性的背景下处于日渐式微的境地,当学者们斤斤计较于概念的考证和沉湎于微观层面的论述时,意识形态实际上面临着被所谓学术性驱逐出思想视野的危险。我们之所以坚持强调宏大叙事的现实性,主要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命题只有在宏阔的世界语境中才具有科学分析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仍然对在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考中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课题的努力表示充分的尊重。

        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广大学者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一大批理论研究成果。作为以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为宗旨的大型学术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相继刊发了一批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综观前一阶段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一主题的研究尚有值得深入展开的讨论空间,下列论题值得我们给予关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在诸多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课题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一般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问题无疑是最具基础性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追问。这一反思和追问不仅表明这30年当中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而且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合法性论证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蕴涵的社会主义一般性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的统一所作出的科学结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阐发的重要论断。换言之,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当前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特殊性的尊重和肯定,需要建立在对这一特殊性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之上。概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就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集中体现。但是,我们的认识不应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应该看到,这种特殊性也表现为一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殊性还表现为一种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所作出的具有让步意义的适应。这种适应有着度的底限,一旦逾越了底限,我们可能就丧失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称为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依据。可以说,只有充分明确了这一规定性,社会主义才具有现实性。由此,我们还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中国特色”规定性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承性与创新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括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观点。围绕这一重要观点,理论界出现了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并不主要地表现为一个应该不应该将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而是主要地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继承性的问题,提出将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者所蕴涵的善意动机正在于此。

        应该看到,片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性而否认继承性的观点,无非是想抹杀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史与改革开放以来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内在关联,这种近乎釜底抽薪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割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整体性,后果的严重性是不难想见的。在任何一种意义上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不仅暗含着对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质疑或否定,而且也必然使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丧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最终必然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属性的集体否定。由此,我们必须对那种有意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立和割裂开来的观点保持足够的警惕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与逻辑的密切联系。这是一个在揭示将两者割裂或对立开来的危害性的前提下有待进一步具体展开的论题。这种继承性决不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存在,而是包含有大量丰富的具体内容。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科学的态度梳理和归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思想观点,显然是构成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或许更能清晰地看到,无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还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毛泽东思想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根据,主要在于时代特征的变化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已经构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观点的价值更在于它所蕴涵的方法论意义上。他指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遗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时提出的“ 十个结合”,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的高度统一。显然,深入阐释这“十个结合”,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性与全球性
      
    当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这一点已经被20年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所证实,资本的全球扩张正在一步步验证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预见。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高扬也在强有力地表征着社会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性。

        当我们强调我们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时,这种联系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而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决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身。他明确指出,这一探索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由此,我们需要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上升到世界社会主义的高度。尤其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之中,我们更不能主动回避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意义的命题。应该看到,只有上升到这一高度,我们才能更充分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意义,也只有上升到这一高度,我们才能更充分地检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此而言,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也为我们今天揭示自己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式已经在强调所谓学术性的背景下处于日渐式微的境地,当学者们斤斤计较于概念的考证和沉湎于微观层面的论述时,意识形态实际上面临着被所谓学术性驱逐出思想视野的危险。我们之所以坚持强调宏大叙事的现实性,主要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命题只有在宏阔的世界语境中才具有科学分析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仍然对在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考中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课题的努力表示充分的尊重。

        面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域是十分宽阔的。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不仅仅在于它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价值,更在于它所依托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它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提供了一个关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选择的启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划清与其他种种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潮的界限,而且更承载着批判代表资本霸权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流派的历史使命。对于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 责任编辑: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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