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村民这一面来说,我原有的想像被改变。与李阳的说法类似,乡村不只是一个被全球化抛弃的、凋敝的、但是自身还算单纯的、等待拯救的对象。当地村民以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强悍”并因此吊诡地对主流社会做出反应——几乎户户都有人走南闯北靠“算命”诈骗钱财。他们不是靠迷信,而是靠对当代人心灵弱点的深刻理解和对现代文明失败之处的直觉来完成诈骗并因此嘲笑了主流世界。在我看来,在当下的社会结构里,这些人选择做刁民要比选择做顺民更有意义,至少让我看到了某种主体性。
我对村民的这种营生展开力所能及的调查,着眼点在于这种行为的历史及其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尤其关注每一个算命先生个人主体(我的问题往往有这样的模式:你是怎样做到的?)。
除了对于算命从业者的调查,在平时生活中与村民打交道,又深深感受到村民的世故精明、工于计算。这样生活和调查半年下来,说实话,我并没有被此地乡村的如此不美好所打击,反而有一种佩服和希望。因为在我看来,村民的非法生意之所以成功,第一,恰恰利用了主流话语的失败(算命主要是一种言语工作,算命先生察言观色捕捉对象的焦虑,而这些焦虑比如工作不顺、婚姻危机,往往就是主流生活话语例如成功学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也是主流话语必然带给社会分子的焦虑之处)。第二,村民本身的自信能干,我行我素(这些人即使面对市长、海归,也照样信心十足地展开手段),虽然表现为如此一种“堕落”的形式。
我比较模糊地运用文化研究的感觉思考这种算命活动的意义,尤其是其与主流秩序的交互。不过我对自己的调查并不满意,因为缺少套路,而我认为训练有素的社会学方法讲给我启迪。所以,对于能和“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一起去湖北某地农村做调查非常珍视。
这次去湖北收获很大。首先可以说初步学到这一路社会学人进入乡村的方法——抓住访谈对象,坐下来按照预定问题逐一细细追问。土地分配、水利灌溉、养老、婚姻、宗教……条分细缕,迅速把握村庄。短短半个月获得的认识是我在另一个村庄半年都没有想到去获得的。第二点是建立起了村庄意识。我们以往一谈论农村就是在宏观层面上,仿佛任何一个村庄都能演绎出整个中国农村。但是这一次在社会学同学的影响下,我意识到村庄个个不同。对于村庄之间差异的认知有助于我们问出更有效的问题。例如,就算命问题来讲,湖北农村同样也有喜欢整蛊算卦骗小钱的人,但只是个别。这就会促使我问:为什么在另一个村庄,算命会作为产业大面积扩展?第三点,当我回过头来看有关乡村的文学,这类文学于我终于不再是风景,而是有了切身性体验。我甚至可以检视这些作品,仿佛我是作为一个村民来阅读。
回到文化研究如何针对乡村展开的问题。李阳、朱杰都谈到这样的困难——在都市得心应手的符号研究在乡村找不到对象,最多就是一个垃圾袋,一张婚礼光碟、一个沾满泥污的浴缸……对此我也有一些想法。都市文化研究注重符号系统研究的一个前提是符号世界与生活世界日益分离、自成系统,甚至反过来掩盖、控制生活世界。其实研究者对于这种分离是不满的,研究符号系统也是为了识破这个系统,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就是“穿越幻象”。但农村则缺少自足的符号系统,如果从理想的角度看,这说明农村生活世界还没有完全被符号世界控制,能指和所指还没有各行其是。但这也是不可能的。经过近二百年现代性冲刷的乡村,自身符号系统已然崩溃,不可能自足,总是面对一个外加的符号再现系统。
我们第一步可以说,这个外来的,主流的的符号系统在农村还不能完全运转。为了能够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要先给符号系统一个更宽泛的定义——关于生活(日常生活、工作、人生目标等等)的一整套说法。然后我试图通过联系皖北某村与湖北京山某村的经验来做一个简单论述。
回想研讨会上大家批评当下的村庄时候,一条理由就是当下村庄道德崩毁,而道德便是一种过去的符号系统,已不再约束当下生活。批评者心里显然有个理想村庄在那里,一个道德秩序与生活统一的村庄。但是那个理想村庄存在过吗?当我们说当下的村庄符号系统与生活系统不一致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在80年代改革以前存在一致的呢?根据村民的回忆,人民公社时期村里有很多“滑稽人”,就是那些不干活、蒙混日子的村民。这意味着当时的官方话语系统已经与村民生活不一致。进一步说,自晚清以来的整个现代性历史都是在改造乡村原有的自足生活系统与符号系统,那么,我们可能要承认生活系统与符号系统总是不一致的,我们的问题意识就不在于想像那个一致(并以此希翼村庄生活重新变得道德),而在于思考不一致本身及其变化动因。
如果我们考虑梅斯纳对于毛泽东主义的一条评述——强调对人的主观性改造,那么我们可以想到,毛时代对于乡村的改造除了改造乡村社会结构之外,更主要的是通过符号系统改造来推动生活世界变迁,比如诉苦运动,比如通过婚姻法以及小说改造家庭观念。这个改造的对象主体就是乡村、村民。通过上山下乡运动以及一系列试图消灭城乡差别的运动,它与城市里的改造齐头并进、互不可缺,具有一致性。农民作为被改造的主体,是新符号系统的有机载体,有着明确的任务。然而80年以后社会符号系统的改造则是另一种状况,借用张硕果的话,这个文化转变发生在农村之外,虽然最后影响他们,然而其形成与他们无关。也就是说,这个新的文化转变(我们可以用消费主义、卡耐基主义等等来描述)不需要通过农村来完成。其运作阵地不在农村,其部署无关农村,从而农村不是其有机的一部分。这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新的国度在农村之外形成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个新国度与农村的关系。从改革部署者的规划来说,新的国度应该召唤农民不断加入,当然拿到绿卡的条件是农民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符合新国度标准的合格“公民”。从悲观的角度来说,要维持这个新国度就要维持农民的现状,通过继续牺牲农民利益来保持新国度的生活水准。这两个角度其实都是把农民视作被动的“外国人”。然而从积极的角度看待,我们恰可以将农民这种“被抛弃”的地位看做一种保留自由的可能。正因为农民不是这个转变的有机组成,所以农民与这一套系统的关系实际上是有多种可能性的。
我试图区分乡村的生活与符号系统不一致的几个层面。说村庄道德崩毁,指的是过去的一种符号系统不再约束当下生活。然而当下生活显然也未能被另一套有效的符号系统比如城市的消费主义所统一。这时就显出符号系统的混乱状况。但是生活离不开符号系统。在湖北农村,我们看到村民如何构造一种类似于权宜之计的符号系统。这里的农民很少烧香拜佛,声称相信科学(另一面是相信实利),相信进步。这当中包含有相信的层面,也有权且借用的层面。比如对于老年人晚景凄惨这样一个有关孝道的问题,他们会用“男女平等”和“人人平等”这套说法来解释——媳妇地位提高导致老年人的处境,老年人不尊敬晚辈导致晚辈不孝等等。对于婚礼上“扒灰公公”仪式的闹剧,一些老人虽然感到荒唐,却用“封建思想”这个说法来批评自己思想不开明。村民这样的解释当然不对,可是这不仅仅是个错误,而是表现了启蒙话语、市场话语、传统话语之间的交叉与混乱。
同样是外来的话语,也有被村民明确拒绝的。比如“爱心”、“慈善”、“义工”对于他们就很隔膜。这里无人自发响应捐助四川地震灾区的运动,理由是“我们自己都顾不了”(倒是一个在城里读书的高中生有兴趣参加同学自发组织的捐款活动)。我们知道,爱心、慈善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为了弥合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裂痕而产生的,其功能恰恰是帮助资本主义让悲惨实质变得理想化一些。在08年四川大地震的语境下,各界爱心援助活动还具有传统的互助精神。然而在京山农村,这两种精神资源都不能感召他们。后者的失败似乎意味着传统道德的失败,而前者的失败更耐人寻味。因为,一方面我们说他们被现代性冲刷得很厉害,但是他们又拒绝同样属于现代性中的另一些部分,显示出他们不仅承担而且已然理解现代性的残酷,而拒绝被理想性的东西安慰。
在皖北某村,情况则又有差别。村民们既不守法,却会用法律话语保护自己。例如镇干部要对算命先生进行罚款(实际为创收),算命先生会搬出法律并扬言上告来拒绝干部干涉。进一步,他们的营生本身,就是利用主流话语缺陷来获利。一个算命先生忽悠一个女生的办法不是讲卦象,而是大谈“机遇改变人生”这样的成功学说法。在面对电脑算命竞争时,算命先生会以自己的个性化来申明自己比电脑高明。不同于湖北某村村民对于各种主流话语的权宜征用,在皖北某村,农民已经是主动利用主流话语。虽然没有形成积极主体,却有主动精神。他们不信任主流话语,却利用他人对于主流话语的信任来牟利。当他们不能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利益时候,却把自己打扮成利用科学模样。再联想到这些年频发的传销诈骗案例也有相似之处——传销团伙罪魁往往都是几个农民,就是利用成功学给会员洗脑骗钱。这样一个层面给我两点启发:第一,我们可以重新定位我们一般用诈骗来指称的行为。“诈骗”只是一种法律和道德的孤立描述,而我们看到,这些案例不再是孤立的司法或道德案件,而是一种在主流话语虚妄性之处必然会生发的事物。越过法律边界的算命,与湖北农村的话语混乱,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我们可以视其为农民的符号寄生行为。虽然不只是农民会这样做,但是处于主流话语之外的农民更适合做此类分析的载体。第二,农民的这种“无法无天”状态,令我联想到阿甘本笔下的裸命者,在自身被主流秩序抛弃的状况下,又自我选择无法无天,恰恰宣告了主流秩序的例外状态。这种自发性的例外状态似乎总是蕴含着希望,比如重新开启政治,反对主流秩序的暴力,激发新的主体等等。关键是我们怎么去解释,怎么去利用。农民的这种消极性的符号寄生状态能否转换为一种和主流话语的积极对话关系?
我想有两个不可分割的努力方向,一,通过“道德崩坏”、算命、诈骗这些貌似社会失败的事物,重新识别农民在这个转变中的主体行为。二,在此基础上,有机地反思我们整个的生活秩序。农民作为80年后主流文化转型的非有机组成,恰恰以“堕落”的方式才重新成为我们实际文化状况的有机主体。因此,这样的反思并非意味着如同列维-施特劳斯、巴塔耶那种民俗学意义上的、通过美化“他者”来反思资本主义文明的做法,而恰恰是将其视作整体的一部分。如此借用文化研究诸方法例如符号研究,有可能走出静态的符号检视,而能够有动态的,实践的面向。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对研究方法也略做一点不成熟的反思——
我们这次下乡也是为了探索研究乡村的方法。我也在思考如何结合社会学、文学进而文化研究的方法。实证社会学的进入方法对于了解村庄非常有效,但我也有不满足。我以为这样的方法更接近理科方式——将自己与对象分开,就事论事。每一次访谈都是将访谈对象从其具体生活中抽离出来,从而中断生活。
一个有热情的农村研究者,无不是一个富有理想和同情的人。社会学的朋友们和我们文学专业同学们一样,一谈到当年读小说《平凡的世界》之类小说时候的共鸣。然而,从最初的热爱到对乡村进行实证研究,这中间似乎有个断裂。在实证研究中,自我的主体隐退了。另一方面,农村和农民也俨然对象化,成了“他者”。
整个西方社会科学都是将对象和自我分离,分别对象化、抽象化,仿佛生物学研究。即使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给我的感觉是,作者仿佛一个外星人踏进了这个村庄,然后放在显微镜下进行分解式的研究。我把这种认识方式看做“去生命化的认识”。用这样的方式把握活生生的乡村会错过什么?张硕果借用人类学的话,强调要有同情式的理解。这个我深表赞同。我们来自都市学院,自身已然是一种相对于乡村的“他者文化”的产物,如果不能够做同情式理解,又如何理解乡村并反思我们所处的文化?也许,在问卷和访谈之外,通过与村民不分你我的共同生活来感受村庄,让事实在生活事件里呈现而不是在公式般的问卷里呈现,我们会获得更多微妙的信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人类学反思提出的新方法,毋宁说是一种文学式的感知方式的结果。
若完全以实证的方式看待农民,似乎恰恰与福柯、阿甘本等学者所批判的当代生命政治具有相同视角——一些关注村民福利的研究恰恰把村民看做人口单位而不是活生生的具有政治能动性的主体。而文学视角往往被批评为不实证。当然,如果把文学材料直接作为社会材料当然是荒唐的,但文学不仅指作品,还指一种敏感的、共鸣式的生活从而也是理解方式,这个方式更接近真相也更具有发现和生产新主体的能力。因此,文学方式给乡村研究提供的将不仅是敏锐的形式分析等技术层面的东西,也许还有更为根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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