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包出农民生产积极性
高建雨
日前,新华网转载了河北日报的报道《跨越与辉煌——河北省改革开放30年历史回眸》,这篇报道全景式地展现了河北省农业、工业、商贸流通等领域的改革历程以及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变。
阅读的过程中,我的思绪就回到了当时的岁月。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冀中平原的农村成长,对“大包干”记忆犹新,我深深感到,“大包干”包出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包出了农村建设发展的新面貌。
我们那一带实行“大包干”(规范的称谓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包产到户)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包干”之前,村里的人们无论老少,只要不上学,不病不残,就都算作生产队的劳力,分配给适合的劳动项目(不同工种工分不同),我奶奶爷爷年岁太大了,都在生产队的菜地里干活,我父亲在生产队喂牲口、为挖河的民工们做饭、在村里的滑石粉场干活、为村里打井,我母亲和姐姐都作为整劳力参加生产队的大田生产,摘棉花、收玉米、割麦子等等。村里其他的乡亲们也都各有分工,有负责赶大车运输物资奔走在村里和县城、粮站之间的,有看青的,有喂牲口的,有浇地的,等等。
那时候农产品产量低,粮食、蔬菜、柴禾都是按人头分配。村里的副业很少,每家每户只能通过养羊、养兔子、捋槐树叶子、割草晒干卖掉、卖废品等很少的途径获得一点额外收入。买布需要用布票,买自行车需要很多钱且需要条子,供销社基本上垄断经营各种日杂用品。大多数人家的一日三餐都是老咸菜、饼子、棒子面粥,有时候改善生活也是干菜胡萝卜团子等,过年过节过生日才有可能吃到白面、鸡蛋、肉。
整体来看,生产劳动强度大,生活确实艰苦,人口多劳力少(上学的孩子多、老人有病)的家庭,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工分,分不了几块钱,有时候反而欠集体钱。
“大包干”政策一实行,马上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对“交了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非常认同。“大锅饭”没有市场了,自己付出多少劳动,能有多少收获,心里都明镜一样。所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人们越来越勤快,舍得往地里上肥料,讲求科学种田,使用良种,“人不欺地,地不欺人”,产量大幅度提高,收入也大幅度提高。整个八十年代,“大包干”对农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都强力推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农民们收入增加了,购买力增强了,审美情趣也提升了,生活质量也显著改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等等陆陆续续进入农民百姓家中,人们穿的、吃的、用的、住的,以及婚丧嫁娶,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很多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手段也得到了应用。人们的劳动强度也降低了。
农村的商贸流通业兴旺起来,十里八村,渐渐地都有了集市,城市送货下乡销售也越来越流行,乡镇供销社的物资供应日益充分。个体经营者也多了起来。很多有手艺有头脑的农民都搞起了多种经营。我的一位长辈开起了饭店,也同时卖各种食品蔬菜,家里还种着十几亩地。我姐姐尝试种蘑菇,我叔叔专门跑货运,邻村一位退伍军人搞起了客运,我舅舅农闲时做豆腐。据我岳父说,那时候他南下邯郸武安,北到保定各地,甚至到广西、湖南,四处奔波做生意。在家里也闲不住,尝试蒸馒头、生豆芽、养鸡。他们村也有很多人开厂子,到外地经商做工。这些非农经营,丰富了人们生活,活跃了城乡市场,开阔了农民的眼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大包干”是第一步农村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从体制上解除了对农民的思想禁锢、人身禁锢,为农民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天地,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动力,为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等第二、三步农村改革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思路取向。
从哲学意义上理解,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大包干”之前的农村经营体制,束缚了人,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分配按人头,制约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大包干”解放了人,就有效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再从今天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说,“大包干”切切实实遵循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所以,现在反思“大包干”,确实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改革发展思路,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
推而广之,我们今天说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之道,最根本的就是解除人的思想禁锢和顾虑、解除对人的人身束缚,放手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智慧充分迸发、源泉充分涌流。这也是坚持改革推进开放所应该切实把握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