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
江华 彭进 周志坤
1980年代初,发生在安徽小冈村的、一场被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革命已席卷全国。然而,广东省中山市南蓢镇崖口村,在这个“革命、改革”的年代里,却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并延续至今。 有人说,这是珠江三角洲最后的“人民公社”——在这个叫崖口的村庄里,“工分”、“口粮”、“供销社”、“生资部”是活跃在这个村庄的常用词汇。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广东,在以思想解放著称的珠三角地区,在这个香港的大屿岛、澳门的高楼,深圳的水泥森林触目可及的地方,为什么人们会坚持“公社”体制?
从卫星地图上看到,这个村庄古老建筑的屋顶和新建筑混合,被绿色的田野和数万亩的围垦土地包围着。颜色在阳光下鲜亮夺目。绵延的海埂,将围垦的土地伸向大海,这是崖口集村民20年之力,向大海要回的土地。这由水变来的土地,如今成了村子的宝贝。
这些围垦出来的滩涂已大量作为养殖场出租(部分建起工厂),每年可为崖口提供数百万的租金收入,成为崖口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们将这笔收入用于补贴农业生产、给社员和干部发工资、整修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凝聚人心的寺庙。低调的实施着“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体制,一直被视为是中国社会主义试验的负面案例。崖口人民的“公社生活”,各种证据似乎证明着,如今崖口集体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补充,以及民主决议程序的坚持执行,正闪烁着科学与和谐的光芒。
干多干少:是你的自由
2008年4月27日,村民阿谭起了个大早。他穿过几条小巷,来到村祠堂公告栏前。公告栏上写着“八点开工,下北山界围鸭网、下田林斩田基”等字样,这是生产队长的开工通知。他如城市的人“打卡”一样,在“斩田基”一栏挂上自己的名字牌。
根据村里的规定,干完这些活儿之后,阿谭们可以拿到20个工分。崖口村有3500多人,1700多劳动力,其中有差不多600人靠边在村里3500多亩的稻田里“挣工分”。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最近两年的工分价值,阿谭去年挣得了一万多点儿的收入,这在村里居于中上游水平,有的人可能与之相差数千元。外出务工、经商的崖口村民可从集体土地、工厂出租收入获得人均约5000元的分红。这个坚持公社体制的村庄已与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有人把我们与历史上的人民公社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看看我们的工分收入分配表就知道了。”谭顺宁说。
事实上,崖口的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不大,成片的3000亩稻田,已经大部分交给了机械化操作。村民的劳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形式。但是他们必须认真的做这个形式——劳动行为,在崖口是神圣的东西。
“我们从来不用担心粮食涨价。”崖口村法律顾问谭顺宁说。根据该村的规定,任何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都有权使用“粮折”,年终时直接从工分中扣除,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自2001年起,对16岁以下儿童工和60岁以上(女55岁)老人的口粮,完全免费。但是,退出集体生产的村民,将不能享受这项福利。
崖口的农耕地,按照村民民主约定,是绝对不允许出卖或做他用的——尽管它的位置和优越的风水,对资本力量的诱惑力巨大——这块土地,更像是整个村庄的命脉的根基,是维系村庄没有能力的人和老弱病残生存延续的最可靠保障。
有福利也有自由
在我们这几十年得到的印象是:凡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村庄,村民一旦获得了免费的房屋、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就会失去了许多自由甚至是民主。这是曾经辉煌的大邱庄给人们的最惨痛教训,也是河南南街村最近公开给我们的例证。
但在崖口,如果阿谭想离开生产队外出务工,只需跟队长打个招呼即可。倘若他想要回村劳动,生产队也不可拒绝。不过,他只能回到他所属自然村的生产队,而不能在各生产队之间流动;回队申请只能在每年初进行,需要交100多元的生产工具费。以防有的村民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又回来挣工分。这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组织。
而一旦参加农耕,这一年就不能随便出入,因为会影响整个农业生产的进行。阿谭可以干完这一年,不想干了再退出,想干么干么去,想回来了。来年再报名。
“其实,哪天去上工、上什么工,也是由村民个人自主选择,并未强制村民必须天天去上工。同时,我们还要保证社员收入略高于周围务工的平均工资,但又不能高得太多。否则,有可能会造成人员总量的大幅度波动。”谭顺宁说,“要让他们的生活比周围分田到户的农民更好一些。”
崖口村的财务管理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保险箱”,“你可以看见每一笔开支,但干部无法随意支配。每天村里集体开工的时候,没有一个社员讲,你今天要给我多少钱,才去开工。如果集体不值得信任,他们不会连今日收入多少工钱都不过问。”村民肖伯说。
30多年来一直担任崖口村党支部书记的陆汉满称崖口的做法是“双轨制”。即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双轨制,一个村庄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村庄以共同体形式进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双轨制,农业生产效率低,投入高,生产期长,有风有雨有虫有病害,甚至还有人害。因此,村庄又要利用土地出租收入来扶持农业生产。
为什么要走集体化道路?
在改革开放前,与广东各地的情况一样,崖口人对于偷渡到香港过上幸福的生活,充满了幻想。而大规模偷渡,使崖口大队在改革开放后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农业改革分田到户的政策,给崖口出了道难题:崖口留下来的大多是半劳力和非劳力,他们若分到了田,单家独户无力耕种,村庄该怎么办?
为此,当1981年南蓢公社开始推广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中山县委书记谢明仁说:“中山不搞一刀切,农民不愿分的,可以继续搞下去。”佛山军分区的领导也表态支持崖口继续走集体化的道路。陆汉满还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他说,村里有些财产是无法分的,卖掉又很可惜。1961年体制下放时,崖口村积累下来的家业由于要分到各自然村,导致卖的卖,拆的拆,例如解放前的市场,分给了几个队,结果市场被拆,各队搬砖瓦回村。分一次破产一次。
在此背景之下,崖口村召开社员大会,经过几天几夜讨论,最终达成了继续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决议,并一直延续至今。在对外解释崖口村的人民公社时,陆汉满数次强调,你有本事可以去做生意,或者去香港、澳门。但是,村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党和组织,继续带领他们去生产、生存。不能把村庄当成企业来办。
绝不卖地
绝不卖地是崖口村的基本生存原则。而“信奉土地公”的普遍,也旁证着他们对土地的的感情几乎达到了崇拜和依赖的程度。几乎每一个崖口村民的住宅门前,都供着一个土地神位,它可以保佑一家平安、阻挡妖魔鬼怪。
数万亩用于出租的滩涂、土地是崖口公社得以延续的生命线。2004年,前来崖口村考察的南街村领袖人物、正在倒霉运的王宏斌曾经感慨:只要崖口守住土地,日子就能过得很好,不像南街村3000多人口只有两千多亩土地,生产、建设十分艰巨和辛苦的。
没有人体味到王洪斌当时的内心滋味,但是羡慕确实明显的表露出来——著名的南街村拥有土地,但是他们的村庄,不是依靠靠土地,而是依靠国家商业银行和政府之力数十亿的贷款和援助,修筑起来的一栋空中楼阁。谭顺宁很自豪地说,这么多年,崖口只卖过三次地,而且是为了公益性事业。而这些都是为了国家交通等重要基础建设。
尽管如此,数十年来,崖口仍遭遇了数次大的卖地风波。陆汉满也直言,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最难处理的,就是部分村民被人家挑动,要求卖地。陆汉满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抵御一切可能的风险。中山市当地的公司老板曾表示,可资助崖口重建村里的庙宇、修路。陆汉满总是笑着拒绝。其中一个原因,用陆汉满的话来说就是“不敢踏入他的经济范畴,怕脱不了身。”
最近几年来,珠三角的地产业再次缔造出无数财富神话,崖口的生存模式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卖还是不卖,这在拥有数万亩土地的崖口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该村还记录着一个载入村史、广为人知的”大字报事件”。2001年4月,祖籍崖口的退休干部杨某组织一个”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在崖口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是在搞腐败。据说,此前早在1990年代相关上访信件就已传到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办公室。这次事件以当地对陆汉满作出“两脚最黑,两手最白”(陆喜欢赤脚在村里进进出出)的结论之后,方告结束。
陆汉满说,“大字报事件”的背后就是有人想把崖口的土地卖掉。”但问题是卖掉之后,崖口村民将何去何从?下一代怎么办?我们应当将土地等同于子孙来看待,如果让你去卖子、卖孙,你肯定不肯。”
驱车行驶在崖口的滩涂堤坝上,谭顺宁十分自豪地说,经过10年努力,崖口村在其东部六公里长的海滩上围垦出了总面积约26000亩的滩涂,相当于把崖口的海岸线向大海中推进了2.5公里。
崖口的农业生产和对工业的主动拒绝,保护了这一片没有被污染的土地。让环保学家和植物学家激动万分的是,由于环境少受污染,沿着滩涂和围垦地边缘的水道出现了一公里之长的以娇嫩、富贵、对环境十分挑剔而出名的珍稀植物野生红树林。
对于崖口的公社体制,人们的争议和误解从未间断。陆汉满,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承认,即使是在崖口村党支部,反对声音也是时而有之。现代观念极强的谭顺宁同时还自信地认为,由于众多的崖口人已经进入市场社会谋生,他们在将来不会有太难于融入市场经济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位受过现代大学教育训练的崖口人仍表示,崖口的未来会怎样,只能由未来的崖口人来集体决定。“老支书陆汉满未考虑过外界广为关注的村级领导的接班人问题,因为他从不将村庄视为他的私有财产。”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5月29日《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