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牛奶背后的乡土利益联盟
在经历了1949年以来、1978年以来、1992年以来渐次的新制度文化改写之后,庞大的乡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品相。牛奶只是一例,它鲜活地演绎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效应——“关系”强者愈有“竞争力”,“关系”弱者愈益出局。
熟人社会的人情网络、“关系”格局,在现实中,为小农应对统一大市场提供着屏蔽,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屏蔽。事实上,无论是粮食、蔬菜、山林、茶叶,还是生猪、畜禽、水果——一切农业门类中,小农在全球化大市场面前的惨烈,随处都在上演。他们没有议价筹码,没有谈判资格,信访或司法维权手段成本高昂甚至无从实现,那么靠什么?靠本乡本土知根知底的“关系”,靠亲族网络、利益勾兑结成的联盟,唯此而已。
在这样的联盟编织出的利益网络面前,质量原则是那样苍白。于是,一切跌破底线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如果分散小农无法集中成为谈判主体,奶农无法以联合的形态实现批量的议价筹码,那么这样的惨剧还将上演下去,甚至更加恶化。
在中国奶牛行业发展之初,奶牛都养在国营奶牛场里,奶牛场同时承担牛奶的配送。10年前,随着“奶牛下乡,牛奶进城”,分散养殖的奶农开始为集中生产的企业提供奶源,接着奶站应运而生,奶源经营模式变成“分散养殖,集中挤奶”。
依常识来推断,这绝对是一个更为合理的模式——集中的设备和管道既实现了批量的集中,也确保初级链条中奶源的质量控制。用奶农的话来说,“挤出来的奶,不接触我们的手,甚至连空气都不接触。”同时,企业和数量众多的分散奶农之间,无论谈判还是交易成本都非常高,奶站的存在,从运营模式上充当了中间渠道,应能解决这一问题。
实际上呢?
首先,奶农没有多大的选择空间。在一般农村地区,头脑相对灵活、门路相对广的人,一般会倾向于去做农业经纪人,因为流通环节中的利润,实在是大于初级生产环节——无论粮食还是经济作物。依然与牛相伴的,已经是农村社会中相对老实本分、不“灵活”的那一部分。
他们当初开始养牛,是在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有的地方给予了贷款的优惠,有的地方给养牛户予以土地的政策倾斜,一头奶牛,在市场好时售价一万多元,那是普通农户砸锅卖铁的价格,是绝对的大宗投资。一旦被套,其自我解套的空间很小。
一位养牛一百多头的牛场主人说:“厂子霸道。到开学啊、过年啊——旺季缺货时,什么奶都收,那检测指标都是过关的,各个厂子奶源部的人都下来抢奶;到了淡季库存、车间都满了,商店不要货,他为了少收就说你奶有毛病,一年里总要这么上、下三四回,抢奶时三块八、九,四块他都给,不要的时候就两块八、九。他要是不要你的奶,我车子还没开到厂里呢,他拒收单都开好了。”
作为一个农民,他没有直接证据,也搞不懂检验单上那么多的理化指标是怎么回事,但是几年养牛的经历,已经让他强烈地感受到这背后的“门道”。
在中国奶业疯狂增长的近十年间,价格、质量都成了企业激烈拼抢的筹码。面对这一切,分散的奶农完全没有谈判的余地。奶站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奶农——奶站——企业”的食物链条,相邻的每两级之间都充塞着今天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润滑剂——“关系”。
不同的奶贩,掌握着不同的奶农“客户”——近亲远亲、相知故交、老乡同学、债主人情,这些东西糅合在一起,维系一种微妙但重要的平衡。任何试图打破既有业务划分的行为,都不那么容易。在有些地方,试图到某县收购奶源的外县人,会“莫名其妙”地被打、车子被砸。
奶站和企业之间,同样维系着微妙的关系。
“路子”广、“背景”硬、“关系”强的奶站经营者或散奶收购者,交奶就相对顺畅方便。“老实巴交”、没有“关系”的,遇到价格波动或者同行排挤,便容易显得被动。本人遇到的一位奶贩,在此次三鹿事件后,停止收奶几十天,依然有奶农忠实于他,但他收到手中的鲜奶无处可交,最初还到处碰运气,但只能以每斤0.8元低价出手——这样赔下去肯定没有出路,只好停收。而同在一个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奶贩都连续停收这样长的时间。于是这位奶贩的弱势,传导到忠实于他的奶农,一同蒙受损失。
1998年,伊利公司开始投入资金自行建立奶站,引入机械化的挤奶设备。每个奶站的建设成本在50万元左右。第二年开始,蒙牛主导的另一种模式横空而出——社会合作建奶站。牛根生曾自述:“同行建一个奶站需要40万块钱,我4万块钱都没花。”蒙牛获得奶源,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这样的模式很快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各种各样私人个体奶站涌现出来,还有打着各种机构名目的奶站,在各地“为奶农开辟致富渠道”。有些奶站上下游的价格差达到了每公斤5角钱。
牛根生是深谙基层社会运行逻辑的:“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
“有钱有势”的人,这样一个准确而微妙的指称,变成了奶源食物链运转的关键。
无论多大的企业,只要依托奶站来获取奶源,便万难回避末梢管理的问题。
明明是质量有问题的奶,给检验员打个电话进去,报上批号,便顺利过关
著名的乳品行业打假人蒋卫锁曾表示:在他经营奶站期间,有的大公司人员会打来电话:“蒋总,我们在哪里哪里吃饭”,或者“在哪里哪里唱歌”,叫他同去。其意不言自明。
为了防范强大的“关系”搅乱奶源质量,一些企业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专门派驻人员常驻奶站,有的严格规定:运奶司机的线路每月轮换一次、各奶站的检验员每两周轮换一次……
在城市的超市货架上,牛奶整齐划一、包装光鲜,循着生产链条向前端看去,却演绎着赵铁旦的故事。
2001年,内蒙古自治区土左旗把什乡红房子村委会主任赵铁旦,出面从山西忻州买进一批奶牛,没想到牛运回去了,村里的款却迟迟不到,赵铁旦被卖方作为人质扣押了8天。他多次打电话回家,村支书云二毛却告知:钱到不了了,自己想办法逃吧。于是赵铁旦利用半夜上厕所的机会逃了出来,一路乞讨回家。在村里等待他的,却是买牛户的百般抱怨甚至是辱骂:买回的牛多为假奶牛。逼债者从山西一路追来,赵铁旦两次召集村委会成员与之协商,希望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乡政府也曾出面协调,最终还是谈不拢。最后,赵铁旦自杀了。
时任土左旗畜牧局李高德局长介绍说,土左旗真正通过专业人员买回来的奶牛不到十分之一。忻州一带,很多年轻农民的名片上印着“经理”,但纷乱的民间贩运中,掺杂着由黄牛、笨牛染色、丰乳、镶牙而成的假奶牛。当地畜牧局提供的数字是:仅曹张、北义井两个乡镇,从事奶牛交易的中介服务人员约500多人,市场秩序混乱,乱发广告、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现象时有发生。当地规定外地客商到本地购牛,先与当地畜牧局联系,但农民终归习惯于传统交易方式,牛贩子控制市场,几乎无人与畜牧局联系。
在这样的交易中,牛贩子或中间人的命运也充满风险。2001年,曹张乡众多牛贩子向内蒙古贩牛被骗,欠债200多万,数十名“经理”四处躲藏不敢回家过年。
在经历了1949年以来、1978年以来、1992年以来渐次的新制度文化改写之后,庞大的乡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品相。牛奶只是一例,它鲜活地演绎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效应——“关系”强者愈有“竞争力”,“关系”弱者愈益出局。
这样的人情网络、“关系”格局,在现实中,为小农应对统一大市场提供着屏蔽,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屏蔽。事实上,无论是粮食、蔬菜、山林、茶叶,还是生猪、畜禽、水果——一切农业门类中,小农在全球化大市场面前的惨烈,随处都在上演。他们没有议价筹码,没有谈判资格,信访或司法维权手段成本高昂甚至无从实现,那么靠什么?靠本乡本土知根知底的“关系”,靠亲族网络、利益勾兑结成的联盟,唯此而已。
在这样的联盟编织出的利益网络面前,质量原则是那样苍白。于是,一切跌破底线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如果分散小农无法集中成为谈判主体,奶农无法以联合的形式实现批量的议价筹码,那么这样的惨剧还将上演下去,甚至更加恶化。
与此并存的,是这种乡土人际关系的另一面。
清晨和黄昏时分,村里人们提着矿泉水瓶子、康师傅红茶的瓶子、统一绿茶的瓶子,来到养殖户胡泽民的牛圈里,打鲜奶。在河北李家庄,每斤的价格是1.4元;在陕西的讲武殿村,每斤的价格是1.5元。这边,养殖户在塑料暖瓶盖上固定一个把手,用作量具,一称一斤;那边,吸奶器的管子汩汩地抖动着,奶液在他们身后流进大桶。打奶人不多的时候,养牛人便操起铁铲清掉奶牛脚下的粪便。
河北奶农老李说:原来不喝的人,现在都喝;原来喝一顿的,现在喝两顿。
在乡村社会最有效的信任基础和最短的流通链条之下,没有人怀疑自己装回家去的鲜奶,有任何的掺假问题。
一位内蒙朋友说:有一次他们在一块奶豆腐中,发现了一根头发。奶豆腐是蒙古族传统家庭自制奶食品,“我们女人做奶豆腐,掉进去一根头发算什么?”
什么是干净?怎样算脏?在现代商品体系的长期熏陶下,我们眼中的“好东西”,都是表面光鲜、色彩艳丽、一尘不染、整齐划一、包装闪亮的。而今天我们知道:这样“漂亮”的外表下面,是各种各样的添加剂、保鲜剂、化学元素残留,甚至还会有三聚氰胺这样的毒素。相比之下,一根厮守草原的女人的头发,是脏,还是难得的干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