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知识分子道德上的新旧两失

    作者:王学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儒家设立了诸多的道德范畴和评价准则,用以激励和规范士人的人格的建立和完成。当今,论者谈论新文化建设都要强调不能忽略本土资源,我想在培养人格的问题上,本土资源尤为重要。

    《论语·子路》中有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最赞赏是中庸之道,能够坚持中庸之道的君子,受到高度赞扬;然而孔子又很现实,知道“中庸之道”是个高指标,很有难度,因为中庸不像有人说的是什么“折中主义”,而是指处理事情时时处处合乎“度”,无论干什么都能恰到好处,过后检查,也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当然很难,孔子说自己也很难坚持一个月。于是不得已求其次,提出了狂者和狷者。

    狂者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想主义者,事事追求完美;当然也有人认为狂者过激容易坏事,而倾向狷者。狷者与积极进取相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对于不该做的坚决不做,这就是有所不为,洁身自好。在儒者看来,第一等标准是从容中道的君子,其次是积极进取的狂者,君子的底线是狷者。下面则是自郐以下,不足以论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倡导新道德、批判旧道德,但主要批评的矛头集中在政治道德和片面的伦理道德上,涉及人格规范的不多,而且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如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等都是带有特别明显传统特征的,鲁迅、陈独秀近于狂者;蔡元培和胡适则从容中道、近于儒者;陈独秀晚年时,由于处境的变迁,其行事与为人又类似踽踽独行的狷者。

    上世纪6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提出“抽象继承法”,认为古代表述道德的词汇如“忠”“孝”“仁”“义”等等可以扬弃其内涵,继承其字面的意义,连这种极为有限建言也受到严厉的否定。人们要创造古往今来最高的道德典范,这是前无古人的。可惜这个“最高”只是政治指令的产物,有悖于人性,只存在于幻想之中,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在道德追求上的新旧两失,他们人格的流失也就不奇怪了。

    几十年的社会动荡和变迁,知识分子长期处在外部压力和内心的挣扎之中,除了老一代所谓受“旧教育”熏染较深知识分子还保留或狂或狷的人格外(狂者如梁漱溟、马寅初;狷者如陈寅恪、钱锺书),大多人格日渐萎缩,缺少是非观念,自古以来士人关注的承担精神也在衰退,许多知识分子逃遁于灰色的犬儒主义之中。不仅进退雍容的知识人难得一见,就是在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做到“有所不为”的也不很多,不用说十年浩劫了,就是今年初在所谓“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中,一些“两院”院士表现也令人失望。许多院士说记不清这件事了。有人说原来以为花不了多少钱,“发扬孔孟文化还是可取的”才签名的;有人说“人家说是好事,表个态也许有的”。看到这些,想起古人对人格理想的追求,我们不感到悲哀吗?

  • 责任编辑: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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