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暂时的困难之中,为了保住当年经济增长,政府的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找出路。就在这个时候,任职于亚行的汤敏给政府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
      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政府部门所采纳。高校的学费也节节上升。在这样的政策刺激下,高校的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老百姓把银行里的钱拿出来花这个目标也实现了!
    但是2002年开始,扩招的学生们开始毕业了。毕业生们发现就业薪资开始下降,大学文凭开始不值钱了。4年之后的2006年,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广泛而普遍地出现。
    对一个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成本越来越高昂,除了基本达到五六千的学费以外,在学费上尝到了高收费甜头的高校迅速地越过了学费的界线:住宿、书本、餐饮等等各项费用迅速上升。4年下来,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至少在4万元以上。
    不知道汤敏想过没有,对于大量来自于中国农村的大学生而言,凭他们千把元的工资,要还清他们父母因为供他们上学而欠下的也许是几万元的债务需要几年?也不知道作为经济学者的汤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农村学生上大学作为一个投资来看,成本和收益的比值如何?农村又有多少家庭因为惧怕高收费而让孩子放弃上学这条路,以及这些孩子中有多少未来是栋梁之材?
    汤敏说,因为扩招,1998年及以后两年中需要即时就业的适龄青年都上大学去了,减轻了就业压力。他居然装傻到这个程度——难道扩招以后4年,毕业生就不要就业吗?如今,毕业即失业现象比比皆是。
    扩招的另一个结果,大学的规模都迅速地扩大,一夜之间,中国出现了许多巨型大学,本科生动则两三万、四五万;研究生动则上万;同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扩建,上千亩地已经不算大了,几千亩、上万亩才是大;学校下属系、系下属专业的三级管理已经不行了,中间必须要有学院、甚至还要有校区,要四五级管理;博士点、硕士点几个、十几个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几十上百个。
    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而中国现在的巨型大学,有的仅仅是大楼、缺的恰恰是大师。
    历史将会证明,试图用大量的金钱、崭新的大楼来生造出一批一流高校的想法,只不过是徒增笑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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