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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项目中心预测,地球人口在美国东部时间2006225日晚716分(北京时间2006226日上午816分)突破65亿大关。人口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目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其根源就是人口问题。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而这道难题的难中之难是农业人口问题。由于农业人口太多,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农民工工资近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提高,克扣盘剥农民工工资、侵犯农民工人身权益的事件随处可见;由于农业人口太多,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分散,农村土地流转困难,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经营难以深入推广和提升,生产经营效率低下;由于农业人口太多,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许多地区以青山绿水换来短暂的经济增长,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

    有人说,如果中国的八亿多农民减少一半的话,那么,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当然,这只是随便说说罢了,四亿多人口是不可能突然消失、人间蒸发的。但是,我们不妨换一种角度设想一下,如果这四亿多农民不是消失了,而是全部转化为知识型人才,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创新者,那么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巨大的人口包袱转变成巨大的人力资本特别是智力资本后,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将大大提速而不是延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能早日实现,那么毛泽东留给我们后辈的就不再是错误与包袱,而是造福子孙后代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当然,这仅仅是痴人说梦一厢情愿的臆见。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剧变的,农民是不可能像孙猴子一样想变什么就变什么,但是,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教育是如此的重要,它可以改造社会生产力中最有潜力的要素——人。教育是我们应该长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要繁荣富强、人民要长足幸福,根本之路就是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教育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周期,我们不可能奢望剧变在短期内实现。然而,目前我国的人口压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显然,教育的远水救不了眼前的近火,庞大的农业人口问题考验着所有中国人的智慧,我们必须拿出有效的方法来破解人口难题。

    一则寓言说:一只羊领着一群狼就是一群羊队,一只狼领着一群羊就是一群狼队。中国还有一个成语“使羊将狼”,指的是派羊去指挥狼,形容统御能力不足的人去指挥有能力的人,很明显,这是要坏事的,因此正确的思路应该是“使狼将羊”。虽然农民普遍知识水平低,能力差,但从众多的农民中挑出少数几个有知识、有能力、有胆识的“精英”也决非难事。这些脱颖而出的“精英”就好比是狼,而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好比是羊群,狼领着羊群前进,发挥集体和团队协作的精神,使羊群变成了狼群。

    中国农村现存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组织、一盘散沙。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政策的实施打破了集体的大锅饭,激发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劳动生产率、平均家庭年收入迅速增长。但是,随之带来的后遗症是农村集体协作功能的基本丧失和小而全的小农经济模式。农民与农民之间彼此隔绝、相互防范,许多好的经验、方法和信息往往不能在农民内部有效的传播与共享。在市场经济面前,分散小农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无助状态,无论是作为购买者、生产者、还是销售者,都只能以个体的身份同企业、公司或政府部门打交道,讨价还价、争取自身权益的能力是最弱的,遇到被“压榨勒索”时,只能束手无策,任其宰割。因此导致一种怪圈,即无论是丰收还是歉收,农民最终难以获取实利。

    历史的车轮已经走到了今天——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竞争的外部环境下,农民必须有序地组织起来,用集体的智慧和协同的力量去迎接市场,才能彻底改变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但是农民应该如何组织起来呢?

    笔者突然想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陈永贵与胡耀邦之争。陈永贵是农业合作社的带头人,是靠以身作则埋头苦干出来的,因此他通过其亲生经历认为大寨模式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种最佳模式,应该继续大力推广。而胡耀邦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只有用经济的办法才能彻底解决我国的农业发展问题,不能再干那种劳命伤财违反经济规律的事情了。

    笔者以为,陈胡之争其实是两种主义之争,即集体理想主义与个体现实主义之争。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业生产低效率实质上宣告了集体理想主义的破灭,而目前凸现出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弊端也充分证实了个体现实主义固有的缺陷。在中国现阶段,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既不能要集体理想主义,也不能要完全的个体现实主义,而必须要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砝码。两种主义都有它合理的逻辑基础与适用区域,我们不能因为偏向某一种主义而完全否定另外一种的合理成分。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以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因地制宜,走多种模式共同发展的道路。

    笔者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有两种基本模式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种就是农民合作的模式。但是这种合作模式能否成功,需要核心骨干成员的存在,即所谓的“使狼将羊”。 核心骨干成员的存在是合作社正常运作与快速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农民合作组织领头人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如果领头人是狼,就能把整个组织变成狼队。中国实践也充分证明,哪里的农村组织领头人是狼,哪里的农村组织就充满活力,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就能不断提高。如江苏江阴华西村的吴仁宝,河南临颍县南街村的王宏斌,山西阳城县皇城村的张家胜等。

    从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中找到几只狼是不难的,难的是如何保证产生的农村组织的领头人就是狼。笔者认为,其中一个的长效解决机制就是村民选举制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海选。通过海选,农民自己当家作主拿主意,把真正为农民自己办实事办好事有知识有能力的精英选拔出来,让精英们有一个施展才华的广阔大舞台,而把那些庸能之辈东郭先生和满口党性原则背后私欲横流的败类赶下台去。农民选出的精英为农民负责,向农民汇报,而不只是向上级政府负责和汇报,彻底改变只唯上不顾下的官僚作风,促使优选出的精英能真正为广大农民服务。

    还有一种基本模式就是农业企业家模式,即所谓的“群狼共舞”。 企业家是对市场中的盈利机会做出积极反应的人,他们最大特点就是敏捷,就像天线,可以不断地放大所接受的“利润信号”并将其具体化,就像狼闻到了血腥味会本能的兴奋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大量涌现出来三种类型的农业企业家,一种就是经营农产品深加工和大规模种养业的“企业主”;还有一类就是还处于中小规模的初期阶段的各类农业专业大户,如种粮大户、果树栽培大户、养殖大户、农产品加工户等一批新型种养殖能手和经济能人;最后一类就是一些“名实不符”的协会会长(协会之名,企业之实)、销售收购大户,农资经营大户,这些人脱颖而出,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农村致富路上的领头人。

    农业企业家阶层的诞生为农村带来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户从单个分散小农转变为有组织的企业或团体,农业活动从农产品价值链的前端延伸到价值链的全程,农业企业家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他们善于发现人们发现不了的潜在市场,从而扩大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提升原有的生产组织的形式,带动农民共同致富。正是这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整体上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使得农村从先前的“贫瘠场”转变为农业企业家的“创业场”, 使凋零的农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城乡差距才可能缩小,城乡一体化发展才能真正最终实现。

    尽管农业企业家有旺盛的生命力与时代背景环境,但是相对于第二三产业而言,目前的农业领域投资的利益空间非常有限,特别是农地的投资收益率较低,各项社会经济制度也明显滞后,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农地制度、社保制度,这些体制性障碍迄今为止尚未得到根本性的变革,极大的制约了中国农业企业家的创业热情与成长空间。

    比较这两种基本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其共同之处都是需要“狼”,都需要产生狼的优选机制。不同点只是产生狼的具体优选机制不同而已,一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一种是为了追求市场利润而自发自觉产生的,是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结果。

    国外一知名学者撰文指出:激励制度安排是决定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社会精英层的激励制度。如果社会激励制度设计合理,社会精英会自觉地把全部的精力和智力投入到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活动中去;如果社会激励制度设计不当,社会精英则会把他非凡的能力运用在如何攫取社会的财富上,社会可能就会倒退。

    中国人口众多,人口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教育。但是在现阶段,中国农民需要狼,更需要产生狼的优选机制。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出现狼群,以及群狼共舞的盛况,才能泰然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人民才能昂然走上全面小康之路。

  • 责任编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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