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与乡学
范时杰 北师大珠海分校法政学院
从87年试行开始,到98年正式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推行村民自治已经有了一段时间。这么多年的摸索和探求的过程中,为了维系农村的运转,保障农村秩序,提供农村公共物品而当初自发形成取代革委会和生产大队的自治组织——村委会,现在已经成为了全国推广的乡村治理模式。但此中也一直浮现、暗藏了很多问题,都现在为止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和解释。作为一种乡村治理的自治模式,我们期待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的一次大训练,也是政治文化锻造的一个大熔炉,更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大培训,可是现有行政力量推动下进行了乡村民主,没有从根本上发动农村、农民去参与这次的乡村民主,而是更多的从行政部门指导、主导下开展村民自治,还是又应了梁漱溟的那句话“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今年的5、6月份,全国各地的村两委开始换届,进行新一轮的村民治理的运行机构的更新,也在现实中检验基层自治作为民主的实质和表现,更考量乡村治理的社会基层到底应该何在?近期不断反映、报道、暴露出来的诸种问题,都标明了在村民集体漠视、大众冷淡、乡民轻视与失望、黑金、强权的冲击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远远没有建立,更不用说牢固。现有问题表明,这么长时间的试验和摸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那里入手,去构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我们原初设想通过乡村民主和自治,让乡民学会民主的政治生活,接受民主价值,锻造新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廉价、直接和便捷的训练方式,在乡村培育民主,通过广阔的乡村和广大的乡民,分散了社会压力,降低了社会风险,避免引发社会、政治高层的摇动和危机。但正是由于基础不老,所以地动山摇。如何寻找一个平台和机制来进行转化和生成,是一个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决策。我们不能只在制度设计和模式选择上,强行的给农村一个框框,让大家来接受和使用。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为何接受,如何使用。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只要基础牢固和结实,那么由此生长出来的乡村民主必然也是具有根底,能够经受住考验的制度。
显然,让村民在做与学中领会、明白和接受这种乡村治理的机制,并且能够把它作为一种习惯内化到生活当中去,形成稳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就必然需要一个引导。这个引导,不是上面所说高高在上的行政机关通过政治权力的指导,而是乡村自发的一种动向。行政权力介入,这种明显的结果就是在官僚主义思维的作用下变成了主导和组织,而失去了让村民自己参与、组织、主导乡村治理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缺乏了相应的动力和活力。只有乡村自己不高不底、既做又学的模式,才可能真正的发动群众进行一场自我教育和训练,形成一种习惯,养成一种适应乡村治理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造就治理所需的社会基础。这个模式的选择,必然是一个符合乡村需要,能够在做与学上都有体现,不高不低的融入到乡村自身当中的组织来承担。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革命历程出发,应该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组成的乡学。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云:“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黄宗羲曾这样描述他们讲学的情景:“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到了秦汉以后,学校开始渐渐失去了这样的社会功能。“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挞以为非。……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超稳定结构能够如此运行,黄宗羲已经描述的相当清楚。虽然黄宗羲对秦汉之后的学校和政治都做了一个彻底的清算,但有一点需要明确,作为一个批判主义的学者,必然要选择一个理想的政治模式作为原点,以此来比对其他的政权和模式,借以批判其他政权和模式的不足和缺陷,建构应然的治理模式和结构,试图推进现实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三代之治,是每一个完美主义批判者心中的梦,是他们一辈子追求的世外桃源,因此,也成为批判现实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黄宗羲认为的学校,具备了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精神和事实。精神特指养士,形成浩然正气,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和建构伦理社会;事实特指公是非,对政治、社会制度架构和乡村农事进行品评,推进乡村发展和农业进步,吸引更多乡民参与学校。
梁漱溟依据清人陆桴亭所著的《治乡三约》指出:“古人的乡约,只是一种精神,是空虚的,故必以事实来充实他。他只能算是纲,尚须有目;所谓目,即所谓三约:社学,保甲,社仓。乡约为纲,三约为目;精神为虚,三约为实。”学校成为这个纲目、虚实之间最为重要转化器和孵化器。这个思维,就是通过乡学集中政治、经济、社会和自卫四位一体的训练模式,把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自然的引入到农村,形成稳固的社会基础。这个模式,就是在乡学当中,将所有的乡民囊括进来,利用乡村精英的号召力、组织力和凝聚力把乡村组织联动起来,再利用乡学教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实用传授,通过乡学的引导和教会,让乡民学会农业和畜牧业的基本知识,同时明白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德的基本内涵。在做与学当中,把乡村的精英和普通乡民集中在乡学当中,利用自治和自组织的特点,让精英发挥作用,普通村民参与,乡学和教员引导,这样的乡学促进村治的模式,成为建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的重要思维和路径。
不过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随着现代化和中国的社会转型,地域、民族、经济、社会等因素让中国的乡村具体情况更加复杂,培育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的困难和窘迫也更加繁多。但是其精神实质应该是相通,也是唯一的,那就是通过一种自发、自觉和自在自为的方式,将乡村中所有的成员都发动、参与,利用外界的指导和帮助,在实用和道德方面有所改进,从精神和事实两个方面让整个乡村虚实结合。梁漱溟自己所说:“所谓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就是看今天怎么利用这个平台注入新的要素。
在革命年代,我们通过夜校、简师、扫盲班等形式,采用政治动员、政治教育和政治示范等方式,进行了群众运动和政治社会化,有过很多的经验和依据。酒瓶装新酒,看看如何将乡学这个方式在现代性转化中生发出民主政治和现代产业,真正的做到乡村运动而乡村、村民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