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
    日期:2008-10-07  作者:本刊编辑部  来源: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
     

    李昌平:体验“三农” 事关信仰

      李昌平,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同年10月,他首次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12月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后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现为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北京分部项目负责人。2002年1月,李昌平专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由光明日报社出版,受到国内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8年前,一位乡党委书记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上书,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高层关注,从而引发了湖北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

      随后的几年间,这位勇于为农民鼓与呼的基层干部,在经历了一番坎坷之后,依然将自己的人生发展轨迹,紧紧贴合着中国最广大的人群——农民。

      2008年9月18日上午,北京朝阳门外写字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记者专访了现为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北京分部的项目负责人李昌平。   

      通过乐施会接触农民

      李昌平身着红色体恤、蓝色牛仔裤,脚蹬黑色休闲鞋出现在记者面前。他的办公室里,三面书架,一面为窗。地上两个纸箱,上面散放着衣物,一切都很随意。  

      对于曾经的那次惊世骇俗的举动,李昌平没有过多回忆,只是随着话题的深入,谈及现在的工作与农业的关系,专注的态度逐渐在李昌平的脸上浮现。

      记者: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你从公务员到如今的角色转换,在对“三农”的思考方面有哪些变化?

      李昌平:我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转变,从政府到机构,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公务员是要为百姓而活的,而现在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就是为了自己而活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不再关注“三农”,现在我们所搞的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就在从事为“三农”服务的项目。

      我之所以一直在农村领域开展工作,是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比较熟悉,有些心得。我一直在做这项工作。

      记者:如今在河北大学与乐施会之间,你是怎么分配时间的?

      李昌平:相比较来说,香港乐施会的资源更多一些,能够更广泛地接触农村,所以精力放在这边多一些。我们通过扶贫项目作载体,广泛地与广大农村及贫困地区进行接触,开展工作。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最近的行程?

      李昌平:从6月份至今,我们到过河北、山西、湖北、以及东北的农村地区,还有朝鲜和日本。

      记者:乐施会具体是怎么开展农村工作的?

      李昌平:乐施会作为香港一家慈善组织,一直倡导扶贫,立足社区、立足自己,这种理念在大陆地区仍然予以贯彻执行。我们在选择贫困地区开展扶贫支援项目的时候,会充分考虑结合当地农民的需求开展工作,比方说山区的农民提出需要道路,干旱地区农民需要水井、需要水窖等,根据这些要求,经过考察后,我们就会开展项目帮扶。而且这不是一种短期行为,会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开展相关工作,例如在云南贵州地区,一般都要用七八年的时间,对帮扶乡村开展扶助。

      在开展农村扶贫的工作过程中,我们也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准备相应的物资,东部一些农村情况要好一些,在一些西部地区农村扶贫,每个人都要带睡袋,当地一家人只有一床被,你去借宿只能在睡袋里过夜。  

      “返回常识的乡村个案调查研究”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在华中科技大学,有以贺雪峰为首的乡村治理研究者,他们自称为“国情共识派”,呼吁做学问要返回国情、返回常识、返回个案中来,他们愿意到基层的人民群众中去,做一些概括了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状况特点的研究。他们在观察了大量的农村选举实况的基础上,在力所能及地进行部分乡村改良的试验基础上,总结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以贺雪峰为例,他撰写了《乡村治理的基础》、《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等著作。

      深受贺雪峰影响的李昌平,开展乡村研究也与其一脉相承。

      记者:除了扶贫还要进行调查研究,你是怎样开展调查研究的?

      李昌平:我经常会去乡下看望农村朋友,在那里住上几天。跟大家聊聊天,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在关心什么?发现一些有趣的点,就深入探询一下,回来写成文章,比如最新的关于林权改革的文章等。其实调研之初没有明确的目的,实际上有些内容可能没有任何用处,有些现在有用,有些将来有用。

      记者:在此过程中,怎么避免看到的事实不是片面的,具有代表性?

      李昌平:我看到了什么,就是什么,不涉及偏颇问题。有些学者在农村开展乡村调研,选取成百上千个样本,让农民填调查问卷表,这些看似真实,但是并不一定客观。你在利用农民,农民也在利用你。农民会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选择,也可以按照出卷人的期望选择,两种可能都有。这样开展的社会学调查结果很值得商榷。都不如体验交朋友更真实。

      进一步说,农村问题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比如,靠农业不能增收入,就是一个常识问题,只靠农业,农民增收是不可能的。怎样的政策才是可能的呢?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全方面的国民待遇。

      记者:这个给予待遇的过程还是要一点点来吧?

      李昌平(立刻反驳):一步步的给予农民利益,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没有谁比谁高贵。以合作医疗为例,现在1700亿元,还不到国民收入的1%。要从国情出发的话,现在的投入还是不够。在中国,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干活,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但是收入很少。

      谈话间,李昌平接到来北京开会的贺雪峰电话。通话结束,李昌平反问记者:你们为什么不去采访贺雪峰,他的学问最为扎实,他的研究组织是中国最好的研究中心了。

      李昌平接着说,有些问题,研究者去农村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他曾经体验过。担心记者听不清,仍然带有湖北口音的李昌平,特意写下“体验”二字,并深情地说,农村就是要体验的。

       “开展乡村工作,因为我有兴趣,事关信仰”

      记者:你印象中开展乡村研究的最初动力是什么?

      李昌平:我的研究没有起点,没有什么触动了我。参与“三农”,我只是看到了就想说、想写。我不会把自己看作农民的救星,要相信农民自己。

      记者:我知道你出身在农村,除了将参与“三农”看成是一份工作,还有其他感受吗?

      李昌平:出身在农村不一定非要研究农村。其实,出来了才算是建设家乡,转移劳动力呀。自己从事什么职业,这个选择的随机性很大,为什么学工科的最后到了农村,又为什么学政治的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研究政治。就是因为随机性。当然,我对农村还是有兴趣的。

      做事与心情有关。现在我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别人的评论,而在意自己的感受,自己快乐,机构满意就可以了,我现在做到了工作与兴趣的结合。不好好工作,机构就垮台了,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否则就无人捐款了,更谈不上去农村扶贫。

      记者:你是怀着对农村的感情去开展工作的吗?

      李昌平:我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感情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领域,只是因为自己比较熟悉,有发言权,所以有兴趣,其次才有感情。农村问题,事关信仰,要相信农民是有创造力的,不需要别人养活,反而可以养活别人。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你关于“三农”的信仰?

      李昌平:当前上下基本达成共识,“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中的确有一部分素质较低,有小农经济意识,但农民中的精英却数不胜数。无论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农民始终是最革命的力量,是中国前进的根本动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民革命如承包制、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建设、剩余劳力转移等都是农民建设性的伟大革新。

      这些农民中的精英目前还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不能够享受真正平等的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花甲,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与城市居民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的改革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让农民经济上享有更充分的自主,在政治上享有更广泛的民主。

  • 责任编辑:snzg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