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研究“三农”问题的问题

     

    随着中国“三农”问题的凸显,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投身于“三农”问题研究的热潮,各种“三农”著述、理论成果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无所适从,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笔者在乡镇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十多年,出于对衣食父母的特有感情,也非常关注“三农”问题,自然也渴望能从专家学者们身上学到对“三农”有用的东西。近年来也确实在一些真正了解“三农”、能为“三农”说实话的学者身上获益不小,但也从一些所谓的大专家、经济学家身上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研究存在的问题,由此造成的问题不但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反而可能使“三农”问题加剧。

    1、研究主体的问题:不懂或不熟悉“三农”的学者在研究“三农”。“三农”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所有阶层都无法绕开却又最难解决的首要问题,一来是其严重性,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生死存亡,二来是因其复杂性和综合性。仅仅一个农村就非常复杂,更不用说具有生命的农民和受大自然诸多因素影响的农业。对任何一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才谈得上解决。“三农”问题,由于其超常的复杂性,更是要在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能谈解决的事情。而现在不少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根本就没在农村呆过,不懂或不熟悉“三农”,有的也仅仅对农村进行过短期考察,然后就充分发挥自己的分析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进行研究。这些对“三农”根本不了解或仅仅看到“三农”表面、个别现象的专家学者能研究好“三农”问题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在农村生活、工作三年以上,就没有资格谈“三农”问题;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的人,就没有资格研究“三农”问题,否则只能使中国农业成为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学者型“官僚”和“官僚”型学者的牺牲品。

    2、研究的方法问题:一些“官僚”型学者和学者型“官僚”仅靠自己的理论知识或媒体信息再加上一腔热情就进行推理甚至想像式的研究,其得出的结论往往令明白人发笑。如笔者曾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者居然著书力批乡镇政府,并建议取消乡镇政府。很显然,这位学者很可能就是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进行的推理式研究。正如《多维视角下的农民问题》一书中所说“农民的生活是具体和多样的,当我们试图用某些概念或某种简单判断来把握农村现实的时候,往往得到的不是经过舍弃细节、发现本质的抽象结论,而是丢失了细节的以偏概全。”

    也有学者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他们知道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的虚假,于是从国家到地方收集各种数据,有的也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实地调查。这些学者应该说是对“三农”负责任的学者,但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不负责任的数据和调查的影响。现在不少统计数据(包括耕地、作物种植面积)的可靠性令人怀疑,很多是下面根据上面的指标、要求上报给上面的,这在下面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试想,建立在并不真实的数据上的分析能有正确的结果吗?

    还有,对复杂的农村,即使经过实地调查,其结果也受调查地点的代表性、调查人对农村了解程度、调查人的认真程度、被调查人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调查地点的特殊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笔者也组织、参与过几次调查(被调查的地点就是笔者工作十多年,比较熟悉的镇及周边乡镇),感觉结果往往都有不同程度的失真,就是因为影响调查结果的因素太多。而对调查地点并不熟悉或对农村不太了解的调查人员恰恰感觉不到这种失真,这就会给研究带来误差。

    3、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不少学者和并不真正了解“三农”问题的政要看到某个地方的某个问题、某个地方好的典型,往往就会将其上升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国普遍的问题或真理,这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区域性,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收效甚微,有的甚至适得其反。如我国北方人均耕地较宽,加上不同于南方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地理条件,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少(但据笔者在河北某县调查,农民也反映劳动力开始缺乏了),而南方却面临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不少学者还在呼吁、建议转移劳动力,全国南北方的劳动力转移工作还是“步调一致”,且年终还要将劳动力转移数量作为考核指标!还有,北京出了几个大学生村官明星,就好像看到了全国大学生村官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于是乎全国大学生村官满天飞。到底大学生村官有多大作用,我只能说我所见和所了解到的我县的好几十个村官都是“村官乡用”,没一人到村上工作,都在乡镇上为政府打杂!

        4、研究”三农”问题的立场和目的:一是立场问题,即到底代表谁的利益,为谁说话。应该说大多数”三农”专家是真正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但不难看出一些专家、学者打着“三农”的旗号,干着维护自身利益集团的勾当,他们不是怕“三农”问题本身,而是担心国家的“三农”政策会危及到自身利益,于是也提出一些所谓“三农”理论,误导国家政策制定者。如前几年流行的“公司+农户”、“支持龙头企业就是支持农民”等口号,也许确有公司带动了农民,确有龙头企业帮助了农民,那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并且其前提也是企业首先得到国家给予的更大的好处。到底谁得了好处,可能高层领导不知,底层的干部群众却知、企业和公司也知。二是目的问题。一些学者和政要研究“三农”不乏有标新立异、追求政绩的嫌疑,一些地方涉及农业的改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为了追求政绩而并无实际效果,有点改革甚至是违法的。

    以上问题造成的问题就是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或政要不但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反而会影响中央的决策,祸害”三农”!这几年的一些惠农政策和措施,如加快城市化进程、粮食保护价、远程教育、“公司+农户”、大学生村官等,其大面积效果到底如何、是否有违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真的还有待于实地“微服”考察。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1、具备研究“三农”问题的条件不是头衔的高低和名气的大小,而是对”三农”的了解、熟悉和热爱程度,因此,应让真正了解“三农”、愿意献身“三农”、能真正为“三农”说实话的人研究“三农”。县乡主力应成为”三农”问题研究的主力,他们既了解”三农”,又具有相应的理论水平,国家决策者应多参考这部分人的意见,而不要被并不完全了解“三农”的所谓的“大专家”所干扰,也许不少大专家华丽的外衣仅仅是“皇帝的新装”;2、对“三农”不熟悉的“三农”专家最好“不耻下问”,多下来实地调查,多听听基层农业工作者和农民的声音,少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简单的推断;3、搞”三农”调查最好选当地从事农业工作的基层人员,他们才真正了解信息的可靠程度,能辨别信息的真伪。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学者及其学生的调查能力,只是他们对当地农村的熟悉、认知程度会影响他们对调查结果及信息的的辨别。

     

     

  • 责任编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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