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

        作者:陈窗 曾德方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主要生产粮食,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户不满百,人只有三百七十多人。
      1978年,他们因为带头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便成了农村致富的典型。有些人,甚至把它说成是“闯出一条拯救中国农村经济”的“新路”。然而,熟悉内情的人却认为,小岗村搞的“承包”,尽管土地是公有,但从一家一户的经济模式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农民走这条“老路”,只能不断走向两极分化,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
      现在,小岗村的“承包户,已经推广到全国农村,而且“包”字进城,已经推广到城市的诸多领域。自然,要搞清楚小岗村这条“新路”,还得从小岗村来考察。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东南,离淮河约20公里左右。据史料记载,小岗村及其所在地凤阳县,古时候就比较富庶,当时曾有这样的谚语:“走千走万,抵不上淮河两岸”。可是,自从1194年黄水夺淮之后,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被淤塞,小岗村及其所在的凤阳县,也就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以致农业衰敝,民不聊生。
      就在这灾害频仍、饿殍遍野的1328年(元64年),被称为农民皇帝的朱元璋,在凤阳县一家贫苦农民家里诞生了。朱元璋从小就征受苦难,曾给地主放过牛,种过田,还当过和尚。后来,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帝国。照理说,农民起义的胜利,应当使农民美好的愿望得到满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不仅没有解决农民的水旱灾害问题,而且还是连年不断给凤阳人、包括小岗村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农民由于一家一户分散搞单干,抵抗不了天灾人祸,只好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他们一边打着花鼓,一边含着眼泪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农民日夜盼望能摆脱这种苦难生活的煎熬,可是直盼到1949年,小岗村农民才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当上了新中国的主人。
      建国初期,小岗村和所在地凤阳县,即对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组织了起来,走上了集体的道路。在这期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淮河水系所属地区进行总动员,投入了一场移山倒海的伟大斗争。这次治理淮河,对穷山恶水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改造。他们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湖泊和洼地蓄洪区,而且,还疏浚和开挖了数条大型运河,培修和加高了淮河大堤,从而控制了淮河洪水的泛滥。 
      由于小岗村属于岗地,往年都是十年九旱。与此同时,小岗村农民和附近农民一起,又修建了一座比较大的燃灯水库(长20华里,宽10华里)。很多人都说,当年修水库是不拿工钱的,但人民热情高、劲头足,干起活来就像是拼命。十几万民工日夜苦战,工地上的喇叭唱个不停:“燃灯水库,燃灯乡,十三万人民喜洋洋,……”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组织起来的人民,确实有那么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小岗村在治理淮河和农业集体化之后,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十八、九万斤,好年成可以达到二十万斤,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从此,小岗人也和其他凤阳人一样,告别了十年九荒的悲惨岁月,告别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苦难生活。
      1978年,小岗村大旱。原任老支书严俊昌(当时是队长)和他的堂弟现任村长严宏昌(当时是副队长),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搞起了“承包”(大包干)。
      当然,小岗村搞“承包”,这和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据说,万里曾五次(一说六次)到凤阳,并亲自到小岗村进行指导。万里十分赞赏小岗村搞“承包”,他对群众和村干部说:“我就想这么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万里离开时,汽车开得很慢,他探头车外,叮咛严俊昌一定要把地种好。汽车走了一段,万里再次探头车外,嘱严俊昌要向党讲真话。汽车行至村头,万里第三次招呼严俊昌过去,说:“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5年。”
      “承包”的第一年,小岗村就收了13万斤粮食。虽然说,这个数字还赶不上农业集体化时的20万斤产量,但比起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时的三万斤,已经远远超过了。而且,由于农民改用良种和开垦荒地,小岗村在“承包”的头几年,粮食产量还不断有所增加。这样,便又刮起了一股浮夸风和私有风,说是“一包就灵”,小岗村真的脱贫致富了。
      不过,后来继续从小岗村传出消息,说因为刮浮夸风和私有风,小岗村又一“滑坡”了。算起来,小岗村从带头搞“承包”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那么,今天的小岗村又变得怎样了呢?


      一、脱贫致富之谜
     
      2000年的冬天,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我们先到了凤阳县城。
      一下长途汽车,就碰到一位名叫杭玉兵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原是汽车司机,现年31岁。他因汽车从“承包”到私有,已是无车可开,只好在汽车站上,和母亲一起使一个小馄饨摊子。这小伙子心直口快,一听说我们要去小岗村,连连摆手说:“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小岗村穷得很,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还不如去看看名胜古迹,这里朱元月的祖坟明皇陵,还有朱元湾当和尚的龙兴寺,都比小岗村好看。”
      我们问:“你熟悉小岗村吗?”抗玉兵说:“太熟悉啦。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之前,县里派我,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说这是任务。可等江泽民一走,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
      我们很奇怪,忙问:“又拉回来干什么?”杭玉兵笑笑,说:“这是县里的粮食,为什么不拉回来,拉去是让他们看的。”
      听了杭玉兵的话,更使我们弄不明白。既然说,“一包就灵”,“承包”能致富,那小岗村“承包”了20多年,为什么还这么穷呢?
      我们到了小岗村,访问了不少农民家庭和男女老少农民老乡,才算了解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情况。
      有一位名叫严立坤的老农,长着一双浓浓的眉毛,说起话来很直爽。他一谈起村里的情况,就非常生气,他说:“县里不知是怎么想的,小岗村的事不让小岗人来办。比如平整土地,小岗村明明有推土机,他们偏偏不用,非要到别的地方去调了推土机来用。”
      老农严立坤越说越气,又说:“有些干部,就是不讲实话,不办实事。就说1998年吧,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 
      讲到这里,老农严立坤放大嗓门,气吼吼地说:“你们说,这样打招呼,谁还敢讲真话啊?!这还不说,人走了,茶也凉了,到现在,离江泽民视察已经两年多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他们连人也不来了。”我们只好笑笑,说:“不是说你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吗?”严立坤一听,眼睛都瞪圆了,说:“富个鬼,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
      当然,这也不能说上面领导对小岗村不关心。据我们了解,上面领导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小岗村。现在,小岗村属于小溪河镇管辖,而在江总书记1998年来视察之前,从小溪河镇到村里只有一条土马路,坑坑洼洼的,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很难走汽车。小岗村听说江总书记要来,忙向镇里报告,要求修一条马路,但是镇里没有钱。后向县里报告,县里也说没有钱。最后报告到省里,省委书记才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给小岗村从小溪河镇到村子里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另外,在小岗村西头,还建造了一座很气派的牌楼。县里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槁“承包”的首创精神,并免费给18户农民安装了电话(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同时,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县里和省里已经给小岗村西头好几家修造了十分整齐的院墙,院墙虽说不高,但已经把几户农家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遮挡起来了。据村里农民说,村里小学校那幢宽敞明亮的洋搂,以及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也都是省里来修建的。此外,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还无偿支援小岗村100多万元,在村里修了一条宽广的水泥马路,马路两侧,裁有冬天不落叶的长青树,并竖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友谊大道”四个大字。
      走进小岗村,乍一看外貌,感到小岗村确实已经富起来了。特别是展览室,展出的粮食产量数据更是吓人。1978年粮食产量是3万斤,1997年粮食产量已达到120万斤,竟然增加了39倍。
      然而,不少农民对这个展览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把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到三万斤的恶果,也算在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帐上,而用它来与“承包”后并不实在的粮食产量作对比,是不科学的。这样一来,也就用“承包”把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否定掉了。不少农民还认为,“展览室”里另外有一些东西也是不实在的。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先找到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他告诉我们:“这个‘展览室’是县里搞的。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讲。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一句一句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
      我们想,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现在既然村长严宏昌已经先富起来了,通过先富帮后富,严富昌恐怕也富起来了吧。我们笑着问:“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
      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大窟窿,通过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个不停。
      严富昌无可奈何地叹了声气:“没有办法,想盖房子也没有钱!”他又指指挂在墙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电话线,说:“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
      这时,一个青壮妇女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冲着我们笑笑,说:“实在对不起,没有烧开水,也不好给你们倒开水喝。”原来,这妇女就是严富昌的妻子,名叫张长淑。她老家是四川渠县,因家里生活困难,从小就跟人到了这里。她和严富昌结婚时,才只有16岁。现在,她已是32岁。她和严富昌生了两个儿女,大儿子16岁,二女儿14岁,都在离这儿8公里左右远的小溪河镇,住校念初中。他们算了一下,让两个孩子上学,除吃自己的粮食不算以外,一年还要花三千元左右(据称,住校念初中,要收学费、书费、板凳费、课桌费、保险费、住宿费等,一学期是500多元。伙食方面,菜费每天是?角,主食则由学生自己带米,校方收取蒸煮费。学生在伙食上,每月至少也要花几十元)。严富昌想了想,搬着指头数了几下,说;“我们家种14亩地,今年因年景不好,只收了六、七千斤粮食,就说每斤粮食能卖0.45元,也只能卖三千元左右,只够让两个孩子念书用的。”(稻谷的国家保护价虽然是每斤0.53元,但在压级、压秤、压价之后,实际上卖不到这个价。而且,有些农民由于人力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很难到粮站去卖,只能将稻谷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
      严富昌说着说着,难过得几乎要流出泪来:“真没有想到,搞‘承包’,把别人‘包’富了,却把自己‘包’穷了。”
      严富昌一家的生计确实有些困难。去年,严富昌被毒蛇咬了,花了一笔钱。谁知祸不单行,今年他老婆张长淑的腿又让马路上的车子撞了。张长淑到镇上去看了医 生,绑了石膏,原以为没有事了。没有想到,等打开石膏一看,医生又说要照片子检查。据说,检查还要花百十来块钱。严富昌、张长淑十分为难,因为搞不到钱,也就没有检查,只好拖着。
      我们反复劝严富昌和张长淑,不管怎样,还是要去治。我们说:“张长淑只有32岁,还年轻,治好了,总可以多一个劳动力吧。”
      几天以后,我们在路上碰到张长淑。她笑眯眯的,说:“去检查了,医生说我不会残废,等治好了还可以劳动。”后来,我们走到张长淑家门前,她丈夫严富昌正在用手扶拖拉机打场。严富昌还是那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抬头瞧瞧我们,叹着气说:“不行啊!现在柴油太贵,一斤要四元二角,打一场稻谷就得用10斤柴油,算起来,就要花42元,实在用不起。我想,今后只能去买条牛来使唤喽。”
      这时,有人告诉我们,省里帮小岗村修建的自来水塔,里边的机器也坏掉了。据说,要修好,就要花二、三万元。再说,就是修好了,一个月全村光是电费就要花一、二千元。这个自来水,农民确实用不起。这样,自来水塔也就只好提前“下岗”休息了。
      我们望着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又想想刚才严富昌讲的话,不觉心里一阵发凉。我们琢磨:像这个样子,还怎么搞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呢?!不过,我们还是想搞清楚“展览室”的情况。比如,农民说“展览室”里有些东西是不实在的,那么,“展览室”那个粮食产量又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我们找到村里的出纳(又称保管)严立学聊天,问今年天旱减产,村里到底能产多少粮食?严立学把嘴一咧,笑着说:“ 6 0万斤。”(按:小岗村有小岗和大严家两个自然村,出纳说的是小岗自然村,再加上大严家自然村,粮食产量也就是 120万斤,这和“展览室”统计的数字是吻合的)。我们又问:“去年呢?”答:“60万。”再问:“前年呢?”答:“还是60万。”……
      哦,原来如此!
      后来,我们把此事说给正在打场的农民严留昌听,严留昌不禁笑了起来:“你们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就叫有增无减,稳产高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正像某些人所说,是在玩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把戏。 },f9"K=$ 
      严留昌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小岗自然村,今年能收二、三十万斤粮食,也就碰项了。”
      严留昌用自家的例子,又跟我们仔细算了算。他说,他家种25亩地,过去年成好,可以打二万斤稻谷。他有两个儿女,大女儿21岁,上中专,二儿子19岁,上高中,供两个孩子上学,一年要花七、八千元。如果田里能收二万斤稻谷,两个孩子上学也就够了。可今年,粮食减产,只收一万斤稻谷。不说别的,就是让两个孩子上学也困难啊!
      我们又访问了一些农民,他们也都认为,小岗村并没有“致富”。在他们看来,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承包”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一家一户,力量分散,很难拓宽致富门路,很难合理组织人力物力,很难进行规模经营,等等;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人说,过去稻谷可以卖到七、八角一斤,现在稻谷只能卖到四、五角一斤,相反,农民种田用的化肥、农药、柴油、水电等费用,却是有增无减。这样,也就出现了谷贱伤农和种田赔钱的现象。住在小岗村东头的徐德凯和韩德斌两家,因为种田亏损,生活不好过,已经分别搬到板桥和小溪河镇去了。可是,某些干部却不顾事实,仍在鼓吹“承包致富”论。他们说,不是“承包”不能致富,而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所以致不了富。

      然而,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却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不能把现在的问题,说成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造成的。他说:“我们小岗村搞‘承包’,并没有想反对农业集体化。可是,有些干部,却利用我们搞‘承包’,来否定农业集体化,来反对所谓吃“大锅饭”。原先,我们小岗大队有七个生产队,他们只让我们‘包’一个生产队。我说,队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啊!到后来,才把大严家生产队划给我们,合成一个小岗村。可这样,还划得太小。我们既不能搞协作分工,也不能搞规模经营。”

      我们问他:“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统’在哪里啊?”
      严俊昌两手一摊:“没有啊,哪有什么‘统’啊!我们只有‘分’,没有‘统’,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搞单干。”他举例说:“就说今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严俊昌说到这里,不禁长叹一声:“搞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睡不着觉啊!”
      我们问他:“不是干部还在宣传,说是搞‘承包’可以致富吗?”
      严俊昌把手一挥:“尽瞎吹,没有那回事!” 严俊昌对这种说假话、搞浮夸,十分反感。他向我们介绍:那是八几年,温家宝来召集他们开会。严俊昌的堂弟严宏昌,还有一个名叫吴风起的,一说起私人搞“承包”,就像浑身都能长出钱来,说小岗村一搞私人“承包”就富起来了,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严俊昌一听就觉得不对头,便说,搞不到那么多钱,也就是能解决个温饱。温家宝听了很赞赏,随即表示,他要听真话。
      然而,现在某些媒体却在鼓吹“承包致富”论。新华社记者慎海雄等人,在他们写的《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中,还从理论的高度作了概括,说:“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这是农业生产的规律决定的,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决定的。中外各国的共同经验表明,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离不开农户的家庭经营。”
      某些人甚至说,“承包”可以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可以提高生产力。

        二、提高生产力之谜
     
      既然说,“承包”能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能提高生产力。那么,在深入小岗村之前,就先从人谈起吧。
      什么是人?不同的阶级,对人有不同的看法。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看来,人是自私的动物,要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要提高生产力,就要讲“私”字。所以,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离不开一个“私”字。
      但是,作为无产阶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这样认为。马克思早就说过,人是社会动物(也可以说是政治动物),所谓生产,也就是社会生产,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产。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入考察之后,认为:12个人共同劳动的产品,要比12个人单个劳动的产品多得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在马克思看来,组织起来协作劳动能提高生产力,这也和军队组织协作能提高战斗力的道理一样,是集体力所产生的新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邓小平也是赞成的。淮海战役前,毛泽东主张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毛泽东说,两个野战军联合,就不是增加一倍的力量,而是增加好几倍的力量。后来,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终于取得了淮海战役歼敌五十五万五千多人的胜利。邓小平说:“经济协作也是这个道理。”(《邓选》第3卷,25页)。)所以,要提高生产力,就不能只讲个人,而且要讲集体,要组织起来,要协作分工。
      当然,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并不赞成这个观点。1944年,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准备发表一篇社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毛泽东审阅了这篇社论的清样后,立即写信给博古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实际上,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已经冲破了分散的小农经济,开展了互助合作,因而使当年的收成增加了一倍。毛泽东用“组组起来”四个字,概括了当时互助合作的经验,他指出:“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济模式。如果从秦、汉算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到了现代,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生产力难以提高和农民难以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今天小岗村的实践,是否已经证明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能提高生产力呢?
      首先,我们到了县里设在村里的农技站,找到农技员吴广法。他一听我们说“承包”,就很有意见,他说:“‘承包’的弊病大大啦!”可是,吴广法一看我们很吃惊,忙改口说:“当然,我是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的。这个‘承包’,弊病确实很大,它一不利于科学种田,二不适宜规模经营,三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四是浪费人力物力和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五是不利于兴修水利,……,总之,不利于生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吴广法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还是前几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凤阳县农业局签了一个合同。由日方支援 1000万日元(相当于67万元人民币),由中方在小岗村搞农牧业开发。一开始,就说要小岗村农民养鸭子。怎么养呢?因为是搞“承包”,你家养十几只,他家养二十几只。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一点效益也没有,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
      至于科学种田,比如说推广良种,那就更成问题了。不少人都知道,二千多年以前,《晏子春秋》里就讲过“橘化为枳”的故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事实正是这样,有些良种,到了我们这儿,就不一定是良种。所以,你说是良种,农民并不相信,良种还是推广不开。如果村里有集体农田,拨一些出来作良种适应性试验,要是收成好,不用费唇舌,良种也就推广了。现在,有些良种,农民不接受,作为抽象生产力的农业科技,也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吴广法讲得虽然很有道理,但我们还是想多听听,多看看。一位青壮妇女,约莫30多岁,名叫顾乃芳。她一见我们,就说:“今年天旱,塘里没有水,一亩田只打300多斤稻谷。”
     
      我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我们问过好几家,尽管也是歉收,但一亩田还是收了500斤左右稻谷。我们皱了半天眉头,便说:“收这么少,不可能吧?”
      这时,正好有一位青壮妇女从前面走过,顾乃芳大声喊道:“你家一亩田今年打多少稻谷?”
     
      那位青壮妇女一听就没有好气,大声答道:“200来斤!”
      顾乃芳看着我们笑笑:“怎么样,我没有骗你们吧。她家的收成还不如我家呢!”
      我们依然有些疑惑,对顾乃芳说:“能不能领我们到田里去看看?”顾乃芳说了声“好”,便领着我们到了田里。 Ny MKb' 
      顾乃芳家的水塘,确实很浅,也很小,储的水根本就抗不住干旱。我们还看到一些水塘,几乎已经淤成了盆地。看得出来,这些水塘已是年久失修,不能再用了。
      我们问顾乃芳:“这些水塘,都是什么时候挖的?”
      顾乃芳说:“早啦,听说还是大跃进时候挖的。”
      我们十分吃惊,便问:“搞脱贫致富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连个水塘都没有修一修呢?”
     
      顾乃芳皱了皱眉头,说:“怎么惨啊!村上说没有钱。农民呢,一家一户的,又没有那个力量。最近听支书讲,根据揭发,已经查实,村长贪污10万块钱,现在村长吐出了8万,村里就打算拿这个钱来给我们修挖水塘。”
      我们再向四处看看,这周围连一条路都没有。我们非常吃惊,忙问:“这里没有机耕路,怎么搞机器耕作呀?”
      顾乃芳苦笑着,露出一睑为难的神情:“你们还不知道哩,我们割了稻子,就只好一捆一捆往村子里扛。你们说,像这样一家一户搞单干,还有谁愿意让出田来修路呢!可要是不修一条走机器的路,我们还怎么用机器呢?”
      我们往回走时,遇到一位名叫吴强风的青年农民。这人住在附近的板桥,约莫30岁上下,文文静静的,很像是念过几年书的样子。现在,他是到小岗这里来办事。
      他认为:搞“承包”,根本就谈不上提高生产力。现在,一家一户,条块分割,不仅无法用大机器,而且也不利于规模经营,不利于协作分工。特别是,浪废劳力。村里由于多余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农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这几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难,于是到处流浪。一些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便在家里搞赌博,弄得村里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坏。我们为了继续搞清楚这个问题,又找到原先小岗队的会计严国平,还找了一些60岁以上的老农,和他们分别谈心。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很有份量。他们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来作比较:
      他们说,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穷,也没有什么机器,但由于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搞大跃进,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终于做到了农民皇帝朱元璋做不到的事,征服了淮河,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水旱灾害的苦难。可是,今年的旱情并不严重,但由于一家一户搞单干,不少人家还是抵不住旱灾,弄得减产减收,以致受苦受穷。
      对这个问题,原先在队里当会计的严国平,一说起来就有气。在他看来,现在某些干部,不单会吹、会吃吃喝喝,而且为了吹嘘自己的政绩,还会刮浮夸风和私有风。甚至,他们还用这个来诋毁当年农民搞集体化和大跃进的成绩。严国平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当年要是不搞集体化,不搞大跃进,不兴修水利,你们今天去喝西北风吧!”
      我们从农民这里,确实学到不少东西。比如,什么是农业?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其实,这是某些“著名经济学家”永远也搞不清楚的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自有史以来,农业是农民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劳动对象,是一种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业。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这一产业中具有驾驭自然的力量。所以,只有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农业。
      凤阳县人武部的马政委告诉我们,小岗村的“承包”,虽然搞得不理想,但这是他们18户农民自己按手印搞起来的。当然,对于马政委这个话,我们没有理由来怀疑。但我们问了一些人,都说搞“承包”时并没有看到按手印的条子。后来,又听人说,所谓按手印的条子,也是假的。我们感到很奇怪,这张按手印的条子,怎么也会是假的呢?! 
      
        三、按手印之谜

      原来,这张18个人按手印的条子的影印件,就陈列在“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里。走进展览室,墙上有一条很醒目的大标语:“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的爱民精神”,这条大标语下面,就是18个人按手印条子的影印件。在这个影印件上,还附写着这样几个字:“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们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出这个按手印的条子是假的。后来,我们又进行仔细琢磨和认真比较,才发现,这张按手印的条子,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而且,这张条子上写的并不是18个人的名字,而是21个人的名字。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按手印的条子,还能不能代表小岗村农民的心声呢?根据我们的调查,今天小岗村农民已经明显地分化成穷富两派。(我们到小岗村调查,小岗村以及小岗村周边的一些农民都说:现在的小岗村,已分化成穷富两派。)
      村长严宏昌,在村里来说是属于富裕户。还有几家比较富裕的农民,也和严宏昌一样,是发了财的。他们都怕变,都不愿意走集体道路。江泽民总书记来小岗村视察时,严宏昌就代表少数富裕农民提出了“怕变”的问题。严宏昌等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搞私有化。(这里的富裕农户,并不是靠种田致富,而是靠某些特殊关系和跑运输等致富。)
      不过应当指出,农村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必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条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而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道路,从经济模式来说,也就是“美国式的道路”。列宁曾指出: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着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列宁全集》第13卷第 219页)。(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斗争》一文中并指出:“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例如,农具和耕牛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所以,即使搞土地不是私有的“承包”,也仍然会产生资本主义。)
      我们问村长严宏昌,今后是不是也要搞一点集体经济,好帮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比如,村长的亲弟弟严富昌,就是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可村长严宏昌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们小岗农民素质低,集体经济搞不好,还是搞私有。”我们听了很吃惊,不好附和。严宏昌瞧了我们一眼,又说:“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是党的政策允许的。”
      可是,我们到小岗村东头的大严家自然村,找了一些农民谈心。他们对搞私有化,却不像村长严宏昌那么热心。相反,他们还有些谈“资”色变的样子。经过了解才知道,由于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农民徐家松告诉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他家因盖房、娶媳妇等等,就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媳妇出去打工。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
      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这时,谬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走了进来。她40来岁,原是四川省大竹县人,因不堪婆婆虐待,跑到了这里。后来,她和缪夕五的哥哥缪夕海结了婚。虽说李文秀已来安徽多年,但仍是一口四川口音。据她说,为了盖房和让两个孩子上学,也是欠了五、六千元的债。现在,房子虽然盖起来了,但因为手里没有钱,墙没有泥,他也没有做。冬天,房子的墙缝里透着刺骨的寒风。下雨天,房子的地上还渗出潮腻腻的水来。要是走路不小心,就会跌一跤。 (Sh4XJm 
      李文秀心里很难过,眼眶里不断滚动着泪水,她说:“我是四川人,不会唱花鼓,要是会唱花鼓,我也和兄弟媳妇一起,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我们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像这样的两极分化,社会怎么能安定呢?! 
      一天早晨,只见村子中央的“友谊大道”旁边停着一辆警车和好几辆小汽车。特别是村长家旁边,还围着不少人。我们再一看,有些人在用卷尺量来量去,有些人在忙着拍照。据说,昨天傍晚,有人用雷管把村长搞的私有小型瓶盖厂炸了,幸好没有死人,只有两个人受了轻伤。
      尽管说,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非常反对这种破坏生产的行为,但他仍认为,村长严宏昌主张搞私有化是不对的。
      严俊昌认为,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清楚。他向我们介绍:当年小岗村搞“承包”,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应该说,这个“承包”是暂时性的。当时万里也说,可以让小岗村干5年。可现在,“承包”把村里搞得穷的穷,富的富,贪污的贪污。对这个问题,严俊昌感到很内疚,他说:“要早知这个情况, 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严俊昌反复讲,搞“承包”搞了20几年,事实已经证明:“承包”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致富奔小康。至于通过“承包”来进行私有化,这会造成多数人先穷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严俊昌讲的这个话,邓小平早就指出过。虽然说,邓小平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也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同时他还说过:“组织起来就有力量”,要实现两个“飞跃”。即:“第一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选》3卷111、355页)。
      严俊昌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认为一家一户搞“承包”,大家束缚在士地上,不利于劳力的合理利用,也不利于拓宽致富门路和农业机械化。农村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要搞科学种田,要发展多种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就要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严俊昌想了想,又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写个材料,我拿着去找温家宝。他那次找我们开会,说是要听真话。我这次去,就要告诉他,像这样通过‘承包’来搞私有化,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不少农民,除了某些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外,多数农民也都赞成严俊昌这个看法。61岁的老农关友章,曾经到江苏等地一些富裕农村去参观过,他说:“人家都是靠集体经济致富,可我们还是一家一户搞单干。这样干,撑破天,也就是搞个温饱。要致富奔小康,不搞集体经济怎么行呢!”
      板桥青年农民吴强民,也是这个看法,他说:“过去有些集体经济所以搞不好,一是领导有问题,二是科技条件差,种子不好,又没有什么机器。要是解决了这些问题,集体力量无论如何要比个人力量大。往后,只要把农民好好组织起来,提高生产力,就能办到个人办不到的事,真正致富奔小康。”
      现在,不少农民虽然希望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已经与美好的希望拉开了距离。他们似乎已经听到了旧时中国的民歌:“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 特别是,那些先穷起来的农民,更是有一种预感,好像过去那种“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命运,又将降临到多数人的头上。他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为此而感到惶惶不安,……
     
      小岗村的教训

    《今晚报》——2004年4月24日——作者 :高峡 )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被判“现行反革命”的风险,搞起了“大包干”,次年就翻了身,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20多年过去了,小岗村还那么闪光吗?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严俊昌面对记者无限感慨道:“我们是一步越过温饱线,25年未进富裕门!”

      为什么小岗村被挡在了富裕门外呢?我们从报道中可看出一二。上面是这样帮助小岗村的:省财政拨了200万元专款,为小岗村修了8公里柏油马路,以便领导视察;在村头修了牌楼,以显气派;县里专门为小岗村布置了一个展览室,并代写好解说词;还在村西头修了十分整齐的院墙,把一些破破烂烂遮挡起来,以免影响观瞻……而唯独省里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的计划,却没人督促落实,成了一篇空文!
      20多年来,应该说上面为小岗村没有少忙,但一直都忙在“包装”小岗村这个典型上,以增加“政绩”的“亮点”,没有把功夫下在发展经济上。结果,小岗人被“牌楼”、“展览室”、“院墙”……挡住了视线,既看不到自己发展中的严重问题,也看不到外面的大千世界,成天陶醉在“当好典型”,“迎接参观”……的满足之中。改革锐气被“包装”疲了,自强精神被“包装”软了,以至今天还有村民质问记者:“既然小岗贡献那么大,国家为什么不托我们一把呢?小岗上去了,大家面子才都好看啊!”很显然,小岗村是吃了搞花架子的大亏,是玩假弄虚把他们挡在了富裕门外。这教训特别值得我们今年在贯彻“一号文件”时认真吸取。
     

         小岗村:一个传奇村庄的现实

        《周末报》(2003-01-23)——作者:左中甫


        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放在首位的大问题。1月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更加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自觉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
     
      农村干部要加深对农民群众的感情,自觉遵循党的农村工作的基本准则,维护和实现好农民的利益。要把握国情,了解农村;尊重农民,平等对待农民;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多办实事;大力弘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精神。
      二十多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以“包产到户”一举成名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进典型。 小岗村从此进入世人关注的视野。小岗村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小岗村。 
      进入新世纪的第三个年头,谈及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小岗村。
      今日的小岗村人过得好吗?小岗村离小康还有多远?她眼下面临什么问题?她有怎样的机遇?
      2003年1月17日,《周末报》记者带着上述问题,走进小岗村——

       “中国改革第一村”现状

       2003年1月19日,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严德友起了个大早,精心把自己装扮了一番。按照计划,这天上午将有一车扶贫物资从江苏连云港运抵小岗村。为了给客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村中15米宽的“友谊大道”已在前一天由原村主任严宏昌带头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一交接仪式颇富象征意义。24年前,当小岗村人因率先在全国打响“大包干”第一炮而震惊世界的时候,江苏长江村在中国改革的长卷中还未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20余年后,小岗村居然成了长江村的扶贫对象,甚至连新老两代小岗村领导都要为此而亲自奔忙。其中的滋味,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安徽有个小岗村。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被判“现行反革命”的风险,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不无巧合的是,仅仅过了1个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为包产到户正名。截至6月底,全国有86.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干)到户。1年后,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四年来的农村改革给予高度评价。文件决定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撤社建乡。至此,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5%。毫无疑问,小岗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光荣的一笔。资料显示,“大包干”给这小小的村子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79年10月,小岗村包干到户见成效,粮食总产量6.6万公斤,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1980年,小岗村产粮6.95万公斤,1997年增至38万公斤。全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由原来的22元猛增到1997年的1300元。实践证明,大包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980年初,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村,逐户慰问村民,正式肯定了村民的做法。一时间,小岗村声誉鹊起,来村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
      “最辉煌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要接待10多万海内外来村参观的人士。但是,小岗村的现状很难令人满意。”面对记者,54岁的原村主任严宏昌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严是当年大包干的发起人,据他介绍,小岗村现在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有30多人常年外出打工,60%的村民负有外债。
      现任村会计严恒列举的数字更令人吃惊。据他讲,小岗村村民的年人均收入连1000元都“够呛”,70%的家庭负债从1000元到2000元不等,“不怕你笑话,现在我们村里连外出跑项目的车票都买不起!”
      当年参与签字的“十八户”,如今在世的有12人。听这些老人说,村里的瓦房和平房绝大部分都是前些年建起来的。这两年大家手头紧,几乎没有盖一间新房。“十八户”中,最苦的要数韩顾云家,几年前夫妇俩双双身患绝症故去,两个已成家的儿子直到现在还没建房,一直住在小瓦屋里。一位姓严的老人再三提醒记者“回去后不要瞎吹。”
      “看着小岗村这个样子,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作为第二代‘大包干’人,我们也不想砸小岗村这块牌子!”村主任严德友很坦率地对记者说。他在描述现状时,很谨慎地使用了村民收入连年“负增长”的说法。
      严德友除了在村里主持工作外,还兼任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滁州市人大代表职务。

       在艰难条件中求发展

    小岗村无疑是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典型标本。
      “其实当年肯定也有一些偷偷包干的村子,但我们的父辈偏偏留下了字据,这就使得我们村子成了打响第一炮的先进典型。而当时的形势恰好又特别需要这样的典型。因此,宣传这样的典型就带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在严德友看来,小岗村的一夜成名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他的话在邻村老韩那里得到了印证。当时,周边一些村子也有“逼上梁山”搞包干的,“只不过大家都没有小岗闹得响。”老韩反问记者:“都一样的土地,小岗人能扒出金子来?”

      小岗村成名后,几乎每天都要应对各种“场面上的事”。即便在不太景气的这两年,各种参观访问、采访报道还是让小岗人应接不暇。1月18日,记者在小岗村采访时,有村民告诉记者,前一天滁州市老干部们刚走,18日当天,还有几个山东记者也来村里采访过,“写我们的很多,不信回去你查查。”当天晚上,记者在Sohu网站上输入“小岗”一词,果然找到了1380多条信息。 
      严宏昌告诉记者,1998年,他们发现合肥一家卷烟厂在生产“小岗村”牌香烟,就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异议。经过双方协商,对方分三次给予小岗19万元作为“补偿”。小岗人这才意识到“小岗村”这块牌子的含金量。不过,“这笔钱我们也没见过。钱是汇到镇财政所的,不知道后来怎么处理的。”会计严恒补充说。
      “我们小岗现在是名不副实!”严宏昌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说。
     
      小岗人的“黄金岁月”不过10多年时间。几乎所有上了点年纪的村民都有相似的感受。很多人一提及土地刚分到户的那几年,语气中不无神往。“粮价高,负担轻,人人都是一身干劲。”现任副村主任关有江的妻子回忆说,大包干以前,他们生产队每人每半年只有7斤半小麦的口粮。为了活命,她曾背着孩子到溧阳和南京一带讨过饭。包产第一年,她家就收了4000多斤稻子,一家人从此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1988年,关家盖了4间瓦房;8年后,他们又在前院续建了3间平房。
      但是,小岗自身的条件注定了小岗很难走得更远。一位村干部向记者详细分析了小岗进一步发展的困难和障碍。
      第一,小岗是靠农业起步的,至今还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种粮几近赔本的今天,单纯依赖有限的土地资源很难实现二次飞跃。第二,村民们普遍有依赖思想,老是想靠政府扶持,这些年来小富即安,没有什么积累,集体经济到现在还是个空架子。
      “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也有影响。”严宏昌认为,这些年粮价一直走低,肥价和农药价居高不下,加上入世的影响,“我看小岗走出困境难度较大。”
      小岗村出名后,各级政府对它大力扶持,悉心呵护。1998年夏天,当地政府投资230万元为小岗村修了一条柏油马路,总长约5公里,至此,小岗人去10多里外的集市赶集才算有了一条“不太颠人的路”。
      一位姓温的村民还向记者列举了以下事实:政府免费为“十八户”每家安装了一部电话;无偿赠送“十八户”每户一头母猪;为“十八户”免费修建家用沼气池;帮助小岗村村民建房,“多的补助5000元,少的也有1000元”等。
      尽管有“上面”的扶持,小岗村这些年来的变化仍不明显。不少村民认为,小岗村的发展水平甚至连相邻的韩赵村和小严村都比不上。对此,曾在外地呆过几年的严德友深有感触:“每次一回来,老是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心里是什么感受?”
      小岗村的衰落固然有外界因素,但它自身的问题同样不容回避。
      在小岗村,几乎每家墙壁上都贴着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 
      然而,说实话,小岗村的整体经济、村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与先进单位相比还有很大一段距离……由于受少数人不良倾向的影响,领导班子向心力差,导致了村民人心涣散,以致于小岗村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没有及时有效地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使小岗村的经济始终在低水平上重复……
      这是一封致小岗村村民的公开信,署名为“长江村全体村民”,时间是2002年9月22日。
     
      “以前有些村干部工作确实不大实在,尽会搞花架子!”一位了解内情的村民向记者介绍说,小岗村一举成名后,各地来村参观访问的人员常年不断,前几任村领导班子在荣誉面前并不是都很清醒,有的村领导见到记者和领导喜欢吹牛,乱放卫星,“明明没有一点企业,有的人就敢在领导面前自己‘造’企业。”
      他给记者看了一段前几年某位村领导的“吹牛材料”:
      今年已组建了3个公司,引进7个项目。这不,与某市新跃华实业有限公司合办的贵金属提炼厂,占地1500平方米的厂房正在兴建;昨天才拉来80多万元的设备;今年3月份,与某市汇丰公司合作的占地9亩的第一个企业小岗电子实业有限公司,首批产品已售出30万元;某国驻上海领事馆援建××元兴办的综合养殖中心正在实施;环保产品汽车尾气净化器的两条生产线已经投产……
      这位村民气愤地说:“什么3个公司,7个项目,连个影子我们也没见过!”一位现任村委会成员很严肃地对记者说:“有的人当领导是为大家,有的人就不一定了。”他举例说,省里一家银行曾给村里贷过一笔不小的款项,某领导居然背着大伙儿把钱拿到县城附近一个镇自己办的企业去了,“这件事要不是银行的人自己讲出来,我们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ErNdY1/L 
      己身不正,焉能服人?记者在采访中感到,许多村民都有一肚子怨气。据他们分析,村民不团结、班子闹意见,也是导致小岗村发展处处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任村委会主任严德友举了一个土地流转失败的例子来印证这一点。1998年,深圳曾有一家公司有意来小岗村租赁土地搞现代农业开发,当时大部分村民都表示赞同,双方合同也已拟妥,但有人就是要闹,结果事情就黄了。
      “村里有些人思想不够解放,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每有一项新措施出台,就会遇到一些阻力。比如村里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大家种植葡萄,有些人就是要对着干!”严德友对此大伤脑筋。
      对于严德友的不指名的批评,原村主任严宏昌有自己的想法:“光我们一个村就种了近400亩葡萄,现在市场怎么可能容得下?我不能睁着眼看大家吃亏!”严宏昌还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全村400亩葡萄,上市20天时间里有近100万斤葡萄要找销路。以凤阳和滁州周边的消费水平,根本卖不出去这么多的葡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掉,其后果必将是浪费了大量的耕地而收获甚微。按他的思路,要想打响小岗村发展的第二炮,“一是要选一个好领导,二是要搞好招商引资”。
      两人的观点在村里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发展思路上的“观念之争”一旦进入操作层面,势必会对小岗村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
    2002年小岗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严宏昌和严德友叔侄俩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果,正式选举前严宏昌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因事退出”,这件事在村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有的人一直为严宏昌鸣不平,另外一批人则坚决站在严德友一边,双方壁垒分明,各自都有自己的圈子。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非常困难。

        小岗人的现实心态

       对小岗人来说,“招商引资”四个字令他们格外心痛。
     
      “你看这是某地人搞的‘电子实业公司’,在招村民进厂时每人收了500-600元报名费,结果没到一个月老板就溜掉了,我们到头来还不是吃了个哑巴亏!”一位村民指着村口已经废弃多时的一片厂房气愤地告诉记者。记者随他走进大院,只见院子里一片枯草,“厂房”里已经搬进了几户人家居住。据介绍,就连这几间厂房也是小岗村自己筹资建的。
      在“电子实业公司”对面,一处尚未完工的平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据知情人透露,这是某公司4年前为生产ABS防爆器材而建的厂房,因为考虑到交通与投资环境等因素,还没等房子建好就撤资了。迄今为止,小岗村招商引资只有一个成功的个案,这就是它与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长江润发集团的合作项目。记者在长江润发集团援建的葡萄园见到了“长江”方面派来的项目负责人张相勤。据张介绍,双方的合作始于1996年,当年长江村方面投资约100万元帮助小岗村建起了750米长的“友谊大道”。从1998年起,村支书郁全和又决定援建小岗村葡萄项目。除了在村口建起80亩的葡萄园外,他们又无偿向村民提供了水泥柱、铁丝和葡萄苗,帮助村里搞起产业结构调整。仅此一项,长江村方面就投入近150万元。用张相勤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老总“吃水不忘掘井人”。
      随着援助的展开,“长江润发”在村里的影响也逐步突显出来。2002年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长江”方面就曾多次向凤阳县有关部门和严宏昌本人做工作,明确要求严宏昌退下来,改由严德友主持工作。耐人寻味的是,选举结束2个月后,“长江”方面就向每户村民赠送了一台25英寸的彩电。对此,严德友的解释是“一方面为了祝贺新班子就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农民收看致富信息。”据一位知情人透露,作为“补偿”,中途退选的严宏昌以清扫道路的名义每月可以从“长江”方面拿到600元“补贴”。
      2002年9月,“长江”方面给每户村民发了一张“给小岗村村民的一封信”,要求村民张贴在堂屋墙壁上,至少保存一年,不得损毁。多次索要未果,记者只好抄录了上文那段不乏火药味的话。
      在采访中,几乎没有人愿意正视这样一个问题:“长江”对小岗村究竟意味着什么,好朋友,还是监护人?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渗入小岗人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现在,“长江”的葡萄园里雇佣的9名种植员,其中就包括全部7名村干部,他们每月可以按时拿到几百元工资。
     
      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在记者两天的采访中,“长江”发给村民的那封公开信,全村从干部到群众真的没有一个人把它从墙上取下送人。从这一点上看,“长江”似乎更像是小岗村的董事长。
      “长江”是否会从小岗撤退?张相勤的回答是:“我们一定会等到他们都富了才走人。”在1月15日的村委会上,列席会议的张相勤给大家打气说:“只要大家埋头苦干,20年以后保证每户村民都会住上小楼,开上小车。”据一位与会者说,他刚讲完,当场就有人忍不住笑了。

      记者多次问过村民,如果长江村的项目撤走了怎么办?被问村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毫无疑问,“长江”如今已经成为小岗人的一大心理支柱,绝大部分村民对“长江”的援助还是心存感激的。总人口仅为420人的小岗村,除了1070亩土地,没有一家企业,如果没有外援,他们说,只能“从土里刨吃的”。
      小岗的依赖心理,还表现在对政府的期待上。一位姓温的村民问记者:“既然小岗贡献那么大,国家为什么不托它一把呢?小岗上去了,大家面子才都好看啊!”她的邻居立即反驳道:“俺们不能昧着良心讲话。政府这些年给的帮助还少吗?”
      在采访中,记者深切地感到了小岗人进一步致富的迫切心情。几乎所有的受访村民都认为小岗人应该拿出当年搞大包干的劲头进行二次创业。毕竟,他们在这个孤岛似的小村曾经创造过令世人震惊的奇迹。
      “讲千讲万,小岗的发展还得靠自己。”对这一点,严德友有个风趣的比喻,“来了又撤其实也很正常,人家总不能包你一辈子,既帮你娶媳妇又帮你生孩子吧?” $j4^XZ} 
      小岗人在积极寻找新的发展之路,虽然还说不清楚究竟该走哪一条路,才能突出重围,但求变、求发展的心情之迫切,却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他们为走哪条路而发生的争议,也都是为了这个村庄的复兴。
     
       
    从小岗村12老颐养天年,看单干的道理
     
       新华社合肥2005年11月9日电(记者沈羽中)9日,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公司安徽分公司提供,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2位曾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手印的农民获得了每人每年1200元的“养老补助”。
      安徽省农委主任毕美家介绍,1978年11月,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如今这些老人已经陆续去世6位,在世最年轻的也近60岁。为了让这些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农民们颐养天年,在多方协调下,安徽太平洋保险公司为这12位农民捐赠了这笔“养老补助”。根据协议,补助将持续发放到这些历史的见证人离世为止。
      看了上述报道,我感到非常震惊,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居然没有能力让12位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农民们颐养天年,实在是意料之外。不是一包就灵,一分就活吗?
     
      改革开放以来,小岗村的实践似乎已经证明:单干不如集体干,私有不如集体有。12位农民老人要靠“多方协调”来的捐赠才能颐养天年,就是最有力的反证。似乎没有听说过那些象华西村、南街村之类集体化很强的地方,老人的养老,也需要“多方协调”找点捐赠,相反,倒是常常听说点他们捐赠支持别人什么的事情。
      每个人可以举起一块100斤的木头,10个人合力可以举起一块1000斤的木头。但一人卖10次力,也不可能举起一块200斤的木头。办大事,这个就是单干不如集体干,私有不如集体有的道理。抗风险,谁都知道一把筷子合作力量大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可是,我们那么多的精英们却总是给国家谋划什么一包到底、一分到底、一私到底,还说是改革的动力,真不知道这算那一门子的道理!. 
      难道要全国的老人都要靠“多方协调”来的捐赠,才能颐养天年吗?

                  小岗村的悖论
     
                 作者:王晓毅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强调提高农民收入能否解决“三农”问题,甚至能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个人以为结果很难预料,甚至可能是南辕北辙。

        “三农”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但是不能否认,“三农”问题是在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凸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急剧的市场化,以及同时出现的政策不配套是“三农”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的几年中,当我们大家都在关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的时候,实际上还有一个并行的现象,就出农民支出增加的问题。农民支出的增加并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甚至在很多时候导致了农民生活的不稳定。
        为什么会出现农民支出的大幅度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化的结果。当市场渗透进每一个行业的时候,农民生活和生产费用都大幅度增加了。由于医疗卫生的迅速市场化,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在一些贫困的山区,甚至输一瓶生理盐水已经到了40元。许多农民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而不能就医,这反过来导致家庭缺少劳动力,从而使家庭更为贫困。教育的市场化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尽管基础教育是义务的,但实际上农民自己需要负担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农资生产和销售的迅速市场化。如果不是在很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农民负担的增加也是政府市场化的结果,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很大意义上说,市场化导致了农民支出的大量增加。

        带给农民更多风险的是市场,而要提高农民收入还不得不更严重地依赖市场。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如果说迅速地市场化是“三农”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在市场条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手段怎么能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的工作并非始于今天,政府也曾经采取了许多行动以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多数的行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增加了农民的风险。最突出的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尽管各地都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是产业结构调整将农民带入变化莫测的市场,多数农村从中得到的不是收入,而是巨大的风险。大量农副产品卖不出去,或者大降价。从生猪到水果,几乎任何一种产品都出现过大量的过剩,乃至出现了近几年来农副产品持续低价。面对市场的风险,农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里,我们重新看到了茅盾《春蚕》中的故事情景,农作物歉收了,农民没有活路,农作物丰收了,农民也没有活路。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不仅农业被深深地卷入到市场中,更把农民卷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大量农民被鼓励进城打工,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卷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以后,首先是降低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由于大量农民工进城,而且主要集中在一些缺少劳动技能的岗位上,这自然形成了劳动力的供求严重不平衡。尽管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是农民工受益却很有限,他们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除了有限的工资收入以外,农民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得到更多的是不确定性,他们不知道在城市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以后,也不知道能否得到工资。即使得到了工资,还有工伤、疾病、没有住房等等的威胁。我们在看到工资收入源源不断地汇入乡村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忘记,城市多数的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确定性。
        当我们以市场为导向试图提高农民收入的时候,我们发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是有限的,而由此带给农民的风险却成倍提高了。提高农民收入并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对提高农民收入的理解还是城市指向的。一个被人们越来越接受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农民收入的提高就不会有城市工业品的市场。在这里,农民被看作是扩大内需的市场,增加收入以后的农民被预期大量购买城市的工业产品。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经为了销售工厂生产的拖拉机而人为地将单独的农户合并在一起,从而扩大农业耕作面积以便于拖拉机的使用。当把扩大工业品的市场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潜在目标时候,农民的生活就会被进一步捆绑到工业产品的市场上。一旦他们购买了工业品,就需要不断地为这些消费品花钱,并且对工业品形成依赖。现在大部分村庄已经通电,一些农民开始购买了一些家用电器,他们要为这些家用电器不断支付电费和修理费用。农民购买了拖拉机以后,就要不断地为拖拉机的柴油、零件支付费用。尽管这些工业产品似乎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农民收入经常是不稳定的,但是农民的支出却越来越是刚性的,很少有弹性。这正是农民生活中风险的主要原因。

        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口号年年喊,新的政策年年出台,但是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下去,收入也没见增加。单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标,并不能使农民真正提高收入。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假如农民收入提高了,“三农”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我认为,单纯的农民增收也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农民收入提高以后并不能缓解农民所面对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由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农民收入的提高必然伴随着他们支出的增加。这种增加首先会体现在物价水平上。在中国,物价水平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产品价格推动的。当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后,可能会给农民带来较高的收入,但是这些较高的收入会很快被其它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所平衡掉。其次,农民收入提高以后,如果没有体制性的变化,那么教育、医疗,乃至农民为地方政府支付的管理费用也会相应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与支出增加会在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刚性的支出结构也还会保持原样。
        “解决农民的问题就是减少农民”被很多人几乎不加思考的接受了,但是减少农民并不意味着农民能被城市所吸收,许多被农村排斥出来的农民到了城市可能会更贫困。农民工的困难已经被各级政府所了解,出台了许多政策以保证农民工的利益。但是,尽管对农民工资问题的关注可以保障一些农民能够获得收入,但是由此也会导致建设项目开工的减少,农民进城总体就业机会的减少。农民工资的总盘子并不会因此增加很多。
        此外当各级政府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头等任务的时候,还隐藏着另外的一个风险,就是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地方政府官员的知识和对信息的把握完全不足以对农民的增加收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当他们采取自己所熟悉的行政手段帮助农民创收的时候,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或者是增加收入活动的大量失败,或者是大量资源的破坏性开发。
        如果说单纯地提高农民收入并不能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那么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究竟在哪里?我以为有效地降低农民的风险,保持农村的稳定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降低农民风险应提高农民稳定的就业。尽管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对于每一个打工者来说,这些就业机会都是很不稳定的,尽管他们有了收入,甚至可能在外工作多年,但是他们不属于城市,不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更因为除了出卖体力劳动以外,城市没有给他们更多的保障,比如多数从事一般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失业救济,一旦他们没有工作,就会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当他们老了以后,也没有退休制度保护他们。即使在工作期间,也是风雨飘摇,城市经济一旦有任何问题出现,他们会首先失去工作。采取政策保障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有一个相对稳定就业环境是降低农民风险的一个重要途径。

        减少农民的刚性支出同样很重要。如果我们用斯科特所引用的比喻,农民生活在淹没到脖子的水中,任何一点风浪都可以吞没他们,那末我们就不仅仅要考虑如何提高农民,使其远离水面,更现实的办法是降低水位,以保障农民的安全。今年中央采取了多项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包括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但是这只能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减少了各级政府从农民那里过多汲取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所谓现代化导致的浪费。比如为了追求课堂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将学校向城镇集中,农民为此要多支付很多教育费用。尽管用公办教师取代民办教师、减少分散的教学点可能会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一些贫困家庭不得不举债让孩子上学。同样,医药也越来越依赖抗生素,这不仅导致医药费用的大量增加,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医疗问题。  
        基层政府的现代化也是导致农民支出增加的重要原因。因为要现代化,地方政府必须有明确的分工以便与上级政府的职能相互对应;同时地方政府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职责,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职责,如此一来,人员的扩张就不可避免。不仅人员扩张了,而且设备也需要适应现代化,手机已经成为必需的工具,随着道路条件的改善,汽车也几乎成为标准的代步工具。如果从工业品下乡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有利的,但是这是需要农民支付的,尽管支付的途径可能不同。

        如果说这些还不是最大的支出,那么为了显示现代化而建筑的许多形象工程不仅浪费了农民的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一般农民的权利。因为要建设现代化的小城镇,村庄内的道路只能由农民自己去修,或者完全不修;因为要建立高水准的企业,所以贷款全部集中到这些企业中,一般的农民无法获得信贷支持。
        在西部地区,我们看到许多山里的农民赤脚走在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农民之所以要走在高速公路上,是因为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农民的需要,农民之所以敢走在高速公路上,是因为花了巨资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没有几台车子在跑。也可能人们会说,这些高速公路的钱不是从农民那里集资来的,但是这些钱如果不被浪费,也可能会被用来做一些对农民更有利的事情,也可能就不会要农民为了治病、为了子女上学而掏那么多钱。
        如果说减少农民的刚性支出可能会提高农民的安全性,减少农民所面对的风险,但现实的问题是,农民无法决定他们如何花费他们的钱。他们不能选择比较低廉的教育体系,也无法与医生谈判价格,他们更不可能与政府讨论如何购买公共服务。从这个角度上说,“三农”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使他们能够表达意见,而且这种表达是有效的表达,而不是无效的表达。建立农民表达的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小岗:历史已经退潮
        《经济观察报》2005-10-31——记者 黄一琨 

        历史的戏剧
     
        从省道“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大幅宣传路牌处拐弯,出租车前灯在无边的黑暗中挖出两道光柱。通往小岗村的道路显得更加平整,与周遭村落的土路相比,很是惹眼,但是汽车时不时需要减速,避让满不在乎在路当中晒场的人们。入夜,这条曾经冠盖云集的道路在皖北农村的寂寥中一起安静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记者终于能够看清村口牌楼上,费孝通先生书写的“凤阳县小岗村”。自从1998年大包干20周年纪念以来,走入这座牌楼的贵客已经寥寥无几,小岗长时间被“冷落”了。倒是去年小岗村人走出这座牌楼,前往学习河南南街村的消息更让人兴味盎然。
        牌楼背后,一条水泥路一直向乡村深处延伸,这条友谊大道的东首是今年6月刚刚落成的大包干纪念馆。大道两侧是一式的白色院墙,跨入院门看到的却是皖北最常见的平房,以及洗衣、摘黑豆的女人和护院的狗。
        除了大包干纪念馆,你同样可以很轻易在村里找寻历史。此刻,一位着灰色夹克、穿皮鞋的老人正在自家院门口张望。这位老人正是严俊昌,大包干时代的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之一。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严俊昌这样形容南街村的观感,“小岗是被新闻界搞坏了。”严俊昌说。这位当年冒着杀头危险,带领农民包产到户的老支书没有带领也没有目睹小岗村在解决温饱之后,迈过富裕的门槛。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说,2003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1200元,来源主要靠种田和外出打工,其中外出打工70多人,多是做出苦力的劳动,自来水不能使用,电视台收不到几个台,村级收入无来源,且负债4万元。  
        沈浩是由安徽省财政厅派到小岗村任职的。安徽省派出了大批干部到“经济困难,组织薄弱”的乡村任职,“改革第一村”小岗也在其中。沈浩说,组织小岗人参观南街,并非心仪南街村的模式,而是给因过去的荣耀不知所措的小岗人注入精神动力。对于小岗人来说,20多年间,历史裹挟着盛名,扑面而来却又绝尘而去。
        事实上,1978年中国农村最早搞起“包产到户”改革的是在离省城合肥市不远的肥西县山南区,以及和风阳县同属滁州地区的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
        然而,历史的戏剧性却让小岗村生逢其时。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顶风而行的肥西县和来安县实行的“包产到户”正和《决定》相悖。时任来安县委书记的王业美成了全国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车、汽车经过来安附近时,车身上都被贴上了斗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由于王业美成了众矢之的,万里主持工作的安徽省委不便再作宣传。肥西县山南区虽然曾是万里暗中支持的改革试点,但县委慑于当时的形势,下文把分到户的田地再次收回。相比之下,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他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陆子修一道亲赴凤阳,最后决定将小岗村的做法称为“大包干”,避开了“包产到户”这样的敏感字眼,并且形象总结道:“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

        而包产到户在小岗的产生也是偶然。1978年,凤阳地区的各个生产队都在实行“包产到组”,即把生产队划分为几个组,虽然生产单位缩小了,但“组”仍然是集体,没有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容易得到政府的认可。小岗因为宗族因素,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内部不团结,分了几次组也未分出个结果来。
        “从两组分成四组,四组分成六组,还是分不成。”严俊昌说。于是包产到户成为了小岗“内讧”的无奈选择。
        但是,小岗却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大包干带来的生产力巨大解放,凤阳花鼓传达出的面对饥馑的苍凉,两者之间的关联可以被寄予无穷含义。而在小岗人一无所知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小岗村的实践更成为打破意识形态障壁的武器。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主管全国农村工作,对于包产到户的认识逐步放开。1980年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表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而在同年的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首次赞扬了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这两次谈话,使得包产到户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随后,小岗村被新华社、中央新影“发现”,名扬天下。
        20多年以来,围绕着那张著名的按着红手印的契约的真伪,当年的生产队长严俊昌与副队长严宏昌这对堂兄弟之间爆发了长时间的争论。严俊昌指责后者根本没有在契约上签字,并且在中央媒体到来的时候伪造了一份,后者则说严俊昌当年并不同意分田到户,不是“大包干”的创始人。
        凤阳县的官员对这样的争论习以为常,认为无非是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宗族矛盾的体现。今天,这段充满着偶然和疑问的历史已经被封存在了村里的大包干博物馆。但是为了安抚两位都自称是“大包干”创始人的老人,国家领导人在大包干20周年视察小岗时,地方政府的安排是领导人在一家谈话,在另一家合影。

        富裕的门槛
     
        “有什么好争的,现在小岗还剩下什么可以争的?”沈浩说。
        2004年沈浩来到小岗村任职,村里留下的残破的公共品,绝大部分是在1998年6月到8月的3个月间由上级政府提供的。
        那一年6月中旬,安徽省委一位领导带领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教育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等省厅局的负责人来到小岗。
        一所可容师生160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6月动工,8月竣工,当年9月1日,小岗的孩子在村里的学校正式上课。
        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一起为小岗建造一座水塔,当年7月底完工,让小岗人像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
      随后,由凤阳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六部门联合出资,改造了小岗村住房,并且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凤阳县电信局则为村民家装上了程控电话。
        三个月时间,小岗拥有了作为新农村应该拥有的主要公共品,以及作为改革第一村的光鲜外表。但随后的日子里,小岗村又被冷落。沈浩来到村里调研时,发现许多集体资产和房子被个人所占,党员活动室、村委会办公室、医疗室破烂不堪,展览馆陈旧破烂,甚至里面陈列的领导人照片都已经“糊蹋”。自来水、电视和电话又成为生活的奢侈品。
        这20年,是什么阻碍了小岗的富裕呢?有人认为是小岗坚持分产到户,以家为单位的生产模式,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
        “小岗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南街村的领袖人物王宏斌说。
        但是小岗人为什么会突然失去了当年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呢?真的只是因为分产到户、温饱富足之后,失去了进取心和奉献精神吗?
        “难道有谁不希望自己富裕起来吗?关键是做的事情要真正让农民得利。”沈浩说。

        事实上,除了在那个20周年的仪式上得到意外的馈赠,小岗与广大皖北乡村一样,经历着粮价波动、罚款摊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种种历史。那时,小岗人喂猪也要交生猪税,税“又多又烂”,气得村民最后干脆不喂;买了辆拖拉机,除了机械管理税,还有养路费、监理费、检测费;不管田里有没有“特产”,也一样全都得交“特产税”。
        “别说中央了,县乡两级政府就能把我们治死。”严俊昌说。

        更糟糕的是,严俊昌说自从小岗村成了一面改革旗帜后,被某些人当成政治资本,谋一己私利。在上级领导人视察小岗时,严俊昌当面提出农村存在的乱罚款乱摊派问题,“得罪了两级政府”。1993年,严俊昌被调离小岗村,随后小岗的村长职位一度进入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状态。镀金,奉调,提拔。他还指责曾经担任小岗村村委会主任的严宏昌把外界给予小岗的赞助款据为己有。
        对于指责,严宏昌觉得不值一辩。与严俊昌一样,担任过一届村委会主任的严宏昌也有自己的不满。
        作为村里的能人,在担任村委会主任期间,严宏昌说自己先后搞了8个项目。其中镀锡铜线厂在凤阳县创了三个第一:投资额第一,科技含量第一,利税第一。这个项目后来成为县里的企业,他退出了。面粉厂赢利了,也成为县的企业,他退出了。这些企业选址都是在县里。 
        “只要弄好了一个厂,就被上面划拉去了。”严宏昌说。当然,也有一些工业项目是办在村里,引进一个电子元件厂,工地院墙被炸;一个厂在建的时候,遇到“收费”,投资方认为环境不好,撤资而去。
        几年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凤阳县农业局签署合同,由日方支援1000万日元在小岗村搞农牧业开发。这个项目失败了,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小岗执迷于小农经济的结果:把鸭子分散到各家,你家养十几只,他家养二十几只。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一点效益也没有。而严宏昌的爱人和儿媳妇却告诉记者,事实上这笔款项被县里截流,根本没有到小岗,因此村民自然没有动力养鸭。最终为了应付日方的验收,上级政府还临时拉来一车鸭子到村里充数。
        其间,严宏昌的继任者严德友曾经在1997年设想过进行土地流转,把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这项与广东有关方面的合作项目在当时因为思维超前被叫停。小岗人发现,大包干之后自己对土地拥有的还是有限权利。
        至于村里的一度破败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似乎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小岗人的自私自利。安徽税费改革的试点使得小岗人卸去了部分负担,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村级财务的破败。严宏昌在任上时,村里办公经费分文没有,镇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返回给小岗村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3080块钱。
        “国家财政扶摇直上,县级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没啥名堂,村级财政一扫而光。”严宏昌形容说。大包干20周年的那场庆典以后,小岗村的公共品提供又开始匮乏起来,直到沈浩的到来。   

       南街不是模板
     
        1980年代在农口工作的周其仁认为,人民公社是“国家控制,但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这种给农民造成严重后果的控制之所以能够实现,恰恰是由于农民“各顾各”,无法齐心抵制这种控制。人心并不齐的小岗在一夜之间戏剧性的促成了对这种控制的瓦解,现在,有什么力量可以重新聚拢小岗人呢? _ 
        有人认为,小岗当年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所实现的只不过是千百年来最为传统的生产方式,重回集体经济的道路、实现生产的集约化无疑是小岗未来的出路。而小岗前往南街村学习,立刻被认为是这种回归的重要注脚。
      “南街模式依靠的是一位精英人物,这种模式是很脆弱的,小岗也没有这样的精英。”一位正在小岗参观的凤阳市财政局的官员说。严宏昌说,实际上小岗村的基层组织已经有一段时间处于瘫痪状态,今年的村委会主任选举进行了几次,都因为村内矛盾而未能有结果,目前仍然由上一任村委会主任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担任。
        收拾这一局面的沈浩在小岗组织了思想讨论和参观南街村。“我们去南街,是要学习南街的奉献精神和创业精神。”沈浩表示。这位对三农问题充满探求兴趣的年轻书记认为,南街模式建立在剥夺个人部分自由的基础之上,小岗不可能也不会走这样的道路。
        “如果南街模式那么吸引人,那里出去的大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回去?”沈浩说。
        他认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近年来在各地都表现出分多统少,集体经营相对被忽视。引导觉醒了的小岗人进行集体经营的尝试,这是沈浩三年任期的工作方向。
        目前小岗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村里现在处于负债状态,连正常的出差和联系工作都没有经费,更谈不上发展项目。而从省财政厅来小岗任职,沈浩无疑可以为小岗解决燃眉之急。小岗的优势在于人均土地达到4亩,有余地进行集约经营。此外小岗的名声在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可资利用的财产。20多年以来,小岗村经营最成功的一个项目就是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无偿赠送的80亩葡萄种植示范园,示范园的成功使得小岗村村民又增加了320亩葡萄种植面积。
        沈浩计划按照现代农业发展和政策的要求,根据农民意愿,成立“小岗村发展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成为社员,实行股田制,进行规模生产,集约化经营。而土地的集中使用也采用葡萄园的成功模式,先建设示范园,待农民见到收益之后再进行集体经营的尝试。
        按照这种集体经营的模式,小岗在未来几年内还会出现种猪生产协会、物业社等集体组织。沈浩计划成立8个不同类型的“社”,这样就可以把整个小岗村作为一个工厂,8个社作为8个车间,按照现代工厂的管理模式来经营小岗村。
        沈浩不认为在小岗有花大力气建设工业项目的必要,在资源和交通优势并不突出的村域内发展工业是有悖经济规律的。沈浩说,目前的打算只是引进几个项目,先“安抚一下小岗”,解决一些就业问题,而冠名小岗村的工业园区选址则远在蚌埠,小岗有分享其中收益的权利。
     
        今年,小岗村与南街村和华西村等一道,被评为中国十大名村。沈浩希望,即将在小岗召开的中国名村论坛上,能够说服南街、华西、大寨们在小岗建立自己的村史博物馆,为小岗计划建设的红色旅游产业增加看点。然而,严宏昌得到的消息是,上一级政府并没有把论坛放在小岗村的意思,他们将把会议放在滁州,作为市里招商引资的一个招牌,在他们眼里,小岗并不是一个富有潜质的经济体,而是一个充满寓意的政治符号。
        同样,那些名村们也未必看得上小岗。威权人物、工业企业加外部市场环境,华西和南街的成功经验似乎小岗就是学不会,因此华西村的传奇人物吴仁宝兴味索然地转了转小岗村后,扔下一句话:“小岗就会捣乱。”
        但是沈浩对于小岗在未来几年内改变面貌充满信心。问题是当他的任期结束以后,小岗还仍将面临一些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比如30年土地承包期得到承诺之后,土地流转如何成为村民们合意的选择,村域经济如何应对外部大市场,农民的自治组织如何形成,国家意志与自治组织的边界在哪里,最终群己权界能否转化为富裕。
        这不只是沈浩要面对的问题,同样依然是华西的,南街的,是中国亿万乡村的。

              邵科:走在十字路口的安徽小岗村 
     
       一、前言
      2005年10月2日—5日,三农协会成员共12人走访了远近闻名的安徽凤阳小岗村,期间队员调查了45%左右的村里农户,并走访了村里的几位村干部及当年的大包干经历者。通过他们,队员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笔者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此份调查报告。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所收集资料的局限性,如果出现调查报告与事实不符的情况请各位指正。本文不带任何政治目的或倾向,仅供学术参考。
     
       二、小岗村简介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在凤阳县东部距县城36公里。全村共有106户,476个人。耕地面积1600亩,全村人均收入3700—3800。村里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水稻、葡萄、黑豆等。村里的支柱产业是农业,工商业发展很落后。小岗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

        三、历史的小岗村
       (一)、大包干记事
      1978年12月小岗村的18户农民敢为天下先,在联名书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率先在队里实行了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二)、大包干在全国推行后的小岗村
      大包干推行后的一年时间里,村里就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粮食的大丰收与人均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但当大包干在全国推行,各地的农业增收潜力被完全挖掘出来以后,小岗村的问题却随之开始出现。
    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村里的老四(化名)是很有发言权的。老四这个大包干的策划者之一,从他的遭遇我们便可以发现小岗村在随后的岁月里所遭受的尴尬。
        1980年5月刚到30岁的老四便因为未知原因而被免去了生产队长的职务,从此老四开始遭受了一系列的尴尬。
    1982年老四看到了发展烧砖业的潜力,却因为村里大队的反对只能眼睁睁将申请到的项目让给邻村,看着别人在农村工业化中领先小岗村而去。
        1984年老四通过在外考察看到了发展废旧塑料回收与生产化肥包装袋的巨大经济效益,本想引进项目,却再次因为村里的不允许而错失了第二次致富机会,到后来连自己单干此项目也被领导劝阻。

        从1985——1992年老四经历了人生的第一个“冬季”:因为环境不允许而无所作为。小岗村也在这十几年里开始走向平庸,他们错过了在农村实现初步工业化和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一个春天。而主要原因在于当地领导者的保守。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老四也开始重新出来寻找机会。他收购了三个加工厂准备大干一番,却在1993年被乡、村两级剥夺了经营管理权。  
        1993年尽管他开始离开小岗发展电镀厂却再次遭受了权利的被剥夺。
       1999—2001年当上村主任的老四尽管在此期间带领全村百姓准备大干一番,也确实发展了一些项目。但最后他所遭遇的却是被迫辞职。当时这件事还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 《东方时空》的注意,但尽管媒体如此关注,老四的命运仍然得不到改善。当时他辞职的原因除了家族权力之争,还在于他的存在触犯了其他镇、村等领导的利益。他的辞职也宣告了小岗村第二个春天的结束。小岗村开始从平庸走向落后。               

      此后虽然老四仍然想为村里的发展出力,但却始终摆脱不了这样的尴尬,在这种尴尬中我们能感受到老四正在走向死心。
      老四在这20多年里所经历的尴尬正是小岗村的发展所遭遇困境的缩影。在我们跟他进行沟通时,他讲了两点:他后悔小岗的名不符实;小岗村所错失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三)、走在全面小康背景下的小岗村
        现在整个中国都在为全面小康而努力奋斗,但在小岗村我们却看不到这样的痕迹。白墙掩盖不了背后的贫穷,门窗掩盖不了很多村民对麻将的嗜好。小岗村错过了发展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大好时期。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了,而小岗的村领导班子却在此时难产了。这实际上正印证了村民对村干部能力的质疑。小岗村靠什么去实现全面小康?
     
       四、小岗村发展的现存矛盾   
       (一)、政治
       1、家族之争。农村和城市的最大不同就是农村保留了家族制和较强的血缘因素。这也许正是老四不断遭遇尴尬的根本原因所在。村里的老大(化名)家族因为家族势力的强大而牢牢把握了村里的政权。而问题的老四重性还在于老大的保守和独裁意识。老大始终认为小岗发展不了工业、而且他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竟然要求掌握在小岗村投资的外来企业的管理权。这样的荒谬最终导致了他和老四的理念差别乃至管理和发展目标的冲突,老四最终成为了这场家族之争的牺牲者。老大的家族长期霸占村里的政权,虽然村民对他没多少好感却又不敢得罪他们。所以家族之争最终影响了小岗村的进一步发展奔小康。
       2、外部支持不够。中国的许多明星村之所以能够涌现并不断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从政策层面到资金、技术层面都不断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但小岗村从大包干开始就顶着各级政府施与的巨大压力。当小岗村的人准备大干一场发展工业时,他们却遭遇了巨大阻力:很多项目的资金被各级政府截流,他们得到的回答却是:“都是国家的钱,用在谁身上不都一样!”更夸张的是他们积极向镇里上缴村里的税款,却被其他人看作了冒进。……..种种的遭遇使小岗在充满内忧的情况下又不断突现外患。
       (二)、工业化停滞、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小岗村政治上的不得力使他们在经济发展上困难重重。现有的集体经济非常薄弱,村里为数不多的企业就是一个种猪厂和一个葡萄园。村里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体,基本不存在工业企业,第三产业只停留在几家小店和一个孤零零的大包干纪念馆。这样的产业结构使村民的收入明显偏少,而且很不稳定。村民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不得不外出打工。从这样的村级产业状况我们丝毫看不出小岗村的先进之处,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包干实行二十多年以后。小岗村最终被周边乡村所同化,走向平庸乃至全面落后。这是大多数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本来小岗村很有可能成为安徽的一个先进村的。
    (三)村民思想保守、认识不足、进取心不够
      小岗的现状虽然有带头人的利益争夺原因在里面,但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村民整体的素质低下,思想保守,缺乏足够的进取心。
      在我们调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见到最多的情况就是村里人聚众打麻将。国粹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虽然也会对收入等问题表示自己的不满足,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大多习惯了小富即安的生活。小岗村人民最大的不足就是他们不懂得利用小岗村的巨大知名度和外来人员考察多的机会来发展壮大自己。他们同样不肯得罪村里的权贵,明哲保身,这也是老四当年被迫辞职的重要原因所在。村民的这种弊病使得小岗村走向了落后。创造历史的群众在创造大包干奇迹的后的二十年时间里没能为小岗村带来另一个致富奔小康的奇迹。
     
       五、小岗村的未来之路 
      (一)、全村团结一致,政治民主共奔小康
      小岗村的根本出路首先在于全村人民的大团结。惟有一个团结的群体才有可能不断创造奇迹。小岗村的未来要解决好现在的村里各个家族间利益分裂,大家族独霸不讲道理的局面。而这里以老大为代表的大家族必须起到表率作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正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最终导致了全村从领先重回落后。他们必须得尊崇农村基层政治民主。可现在的棘手问题在于要想老大家族在这个问题上妥协非常困难,除非他们内部出现一个开明人士。小岗村最近的村主任民主选举失败就是这样一个尴尬局面的典型反映。小岗村确实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它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再次落伍错过全面小康的机遇。那也许它永远也不能翻身了。
     
      (二)、以工业化为向导,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利用好小岗村的知名度
      小岗村要想真正全面发展必须得在非农产业上做文章。老大家族过多强调了发展非农产业的客观阻力。他们的目光停留在农业上的做法是形不通的。农业生产的增收有限性和不稳定性注定了农业顶多只是一个基础产业而非主导产业。小岗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来积极引进外资,发展非农产业,解决村民的就业出路。在这方面江苏华西村等就是一个好榜样。我们高兴于小岗村正准备发展一个科技园区,可同样担心村里的领导班子再次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办事。
      另外小岗村完全可以利用他的知名度来发展第三产业,开发纪念馆以外的旅游配套设施:比如农家乐项目。可问题同样在于现在的领导班子能否完成得了这样的历史使命。使小岗村在全面小康的十字路口带领全村人民奔向全面小康。

    (三)、重视教育,提高村民素质,丰富村民健康的业余生活
      村民之所以会表现的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接受的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东西过多,而对现代先进的理念又了解过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里的领导班子必须重视教育,从娃娃抓起,至少从他们的下一代用知识来改变他们的愚昧观念。然后村领导班子必须想办法利用各种资源来提高村民的认识。这里诸如成人继续教育,开办秧歌队、凤阳花鼓队等培训班等来丰富、提高村民的业余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也完全可以通过开发第三产业用村民的大量就业来填充他们本来较多的空余时间,这也是一个较好的办法。所以这里问题的关键还是最终回到了一个团结而开明、积极寻求上进的领导班子。
      综上,小岗村的未来之路关键在于一个团结开明而又有能力的村级领导班子。而这恰恰是小岗村最缺乏的。走在十字路口的小岗村的未来之路只能靠自己了。就看它能不能把握住了。

       六、借鉴意义
      小岗村的遭遇是目前许多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必须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更多的村重蹈覆辙。
    (一)、村级政权必须克服家族、血缘关系的弊端,实现真正的基层政权团结、民主。
      中国目前的很多村之所以能够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村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和有作为。他们的行动又得到了村里大家族的支持(至少不反对)。而相反另外一些农村基层政权虽然号称进行村干部民主选举,但家族、血缘关系的存在却大大阻碍了真正政治民主的存在与发展。而部分家族势力的代言人上台后又逆历史潮流而动,过多追求家族乃至个人利益的行为,最终只会导致村级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开倒车。小岗村的悲哀我们必须得牢记。这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所不能回避的一个典型课题。当权者应该想办法去努力解决。 
      (二)、各级政府要懂得利用明星村发展自己,把蛋糕做大。不做杀鸡取卵之事。
      小岗村所遭遇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各级地方政府不懂得利用小岗村来可持续发展自己,带动社会整体进步。他们不断截取给小岗村拨款的结果只是将钱送进了各级财政的无底洞,起不到什么大效果。但这却最终拖垮了小岗村的外部发展之路。这是一个极其老四重的教训。实际上沿海发达地区明星村的良好发展与小岗村等中西部村庄的巨大待遇反差正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所在,而且这种差距如果不想办法弥补,东、中西部的差距将会越发大。最终形成与全面小康精神不符的“马太效应”。
    (三)、不过多强调客观因素,要懂得主动利用各种机会发展自己 ~
      温州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不被自己所居住的闭塞环境所约束,懂得到处走动,利用各种机会发展自己。最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而小岗村的一部分带头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过多强调了发展经济的客观阻力。最终导致他们的经济发展只停留在农业上,更多的村民成了别人的廉价劳动力。两者的巨大差距值得我们反思。所以要想发展必须主动,机遇是靠自己争取的。
    (四)、农村全面小康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二、三产业,并懂得利用自身特点发展自己。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村光靠农业是很难致富的,所以农村要想全面小康必须得想办法发展自己的二、三产业。当然这样的发展不能盲目,必须得懂得利用自身的特点求发展。像小岗村就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发展旅游业和休闲观光农业。
      (五)、重视村民的教育、福利事业,丰富和提高村民的业余生活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事实上并未取得大发展,所以农村百姓普遍存在组织涣散、精神空虚、凝聚力不够的通病。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去努力解决。否则像麻将这种国粹发扬光大的结果不会比鸦片带给我们的危害浅。
       对于农村的教育工作,我们欣喜于中央的义务教育收费减免政策,但光靠这么一个政策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得意识到农村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惟有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民族才有可能实现全民族的素质大提升。
      (六)、必须得避免像老四这样农村改革派人物的悲剧性命运。
      中国历来都有枪打出头鸟和追求平庸的“光荣”传统。到了我们社会主义时代,这样的情况也不可避免的再发生。但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必须得想办法解决这样的传统诟病,否则中国的发展最终将走向平庸。一个追求国家振兴、民族觉醒的社会绝不能让这样的悲剧不断上演。这同样是给我们执政党的一个新时代的大课题。

       七、总结
      从小岗村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侧面。它的遭遇告诉我们:一步领先并不等于步步领先。小岗村从先进典型到走向平庸乃至落后的事实,小岗村成功于冒险,落后于保守的历史是给我们的最好的教训。这也是协会这次小岗村走访的最大意义。
    希望笔者的总结能给大家以启示。如果笔者的陈述有什么不当也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在此感谢安徽省、市、县、村的各级领导同志;感谢浙江省农办和浙大卡特的大力支持;感谢参加调研的其他十一位三农协会的工作人员。

  • 责任编辑:zhiyan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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