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收入本书的20多篇文章,是笔者最近3年时间在乡村治理研究方面的主要思考,这些思考既是个人学术心得,又代表了华中村治学者近年来的学术关怀。2003年以前,我们的研究经历了从村民自治研究到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转向。我们希望通过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入调研,来讨论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社会基础。我曾以《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为题,将1998年至2002年写作的相关文章汇集出版。然而,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说法毕竟还是太抽象且缺乏操作性。如何在既有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研究,就成为2003年秋冬时节我及所在华中村治研究学者所焦虑的问题。
2003年秋冬我个人焦虑的成果,就是收入本书“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编的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试图提出这样一种研究方案,即通过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农村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差异的调研,深入理解中国农村非均衡的状况,及深入理解中国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特征。这组文章试图提出三个着手点,一是通过调研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过程与机制,来展开我们的学术研究,二是进行区域比较,三是建构问题域,即文章中所说“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域”来讨论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
一旦确立了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学术进路,我们就有了进入农村调研的更加操作化的方案,之前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说法也就显得暖昧。自2004年至2007年,我们以此方案为基础,先后上百人次地在全国20余省市农村调研,其中先后在陕西关中、河南安阳、安徽肥西、安徽徽州、河南开封、山西夏县、湖北荆门、山东青州、河南汝南、河南扶沟、江西永新、江西赣州、四川绵竹等10多个地区作集体调研,全面而深入地讨论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农村社会实践的机制与后果。2004年7月在陕西关中的调研中,我们进一步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域”操作化为“村治模式”的写作方案,我们试图通过对一个地区农村(一般会具体到特定村庄)的调研,揭示特定区域各种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背后复杂而自洽的逻辑,并由此把握特定区域乡村社会的特征,以为区域比较作准备。实际上,具体村治模式的撰写总是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才能确定自身特征和内在逻辑机制。区域比较为村治模式的撰写提供了精细的讨论切入口。我本人2004年以来撰写有11个村治模式(调研报告),这些报告汇集在《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一书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尝试和撰写村治模式的实践,我们对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有了一定认识。2005年笔者先后提出“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地方性共识”、“乡村利益共同体”等中层概念,希望从结构层面来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的过程、机制与后果的区域差异提供若干中观层面的解释,其成果之一就是收入本书的“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一文,这篇文章既是调研小结,又试图为未来研究提供问题意识和对话对象。
2006年笔者到辽宁大古村调研,进一步注意到家庭结构及农民生活意义系统正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仅是具体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法律起作用的结果,而且与自外而内、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农民大规模流动有密切关系,又是自现代化启动以来,现代性持续发酵所最终导致的后果。农村家庭结构及农民生活意义系统的巨变,导致乡村治理基础的巨变。甚至农民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农村正在迅速发生的巨变。这真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因为构成农民行动基础的意义和价值观发生了变迁,传统以传宗接代为安身立命基础的宗教正在消失,人的有限生命如何获得无限意义,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变得不确定起来。2007年笔者所在学术群体的调研可谓“农民价值研究”调研年。这方面的成果尚未能发表出来,收入本书的“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文可作代表。
自2003年秋冬至今,有近4年时间,笔者及所在学术群体的农村调研尚在进行中,且仍然在快速的发展中。将此期间的相关文章结集出版,其用意既有小结的想法,又有展望规划的意谓。构成笔者及所在学术群体具体研究关怀的问题,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到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农民价值研究,其中的重点有所变化,但所有后来的问题都并不否定前面的调研,而是试图一步一步地深入。贯穿我们调研的核心是,中国自1980年代恢复社会科学并大规模引进西方社会科学已有30年时间,我们希望通过自己逐步深入的调研,来重新讨论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我们希望在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具体的中国实践经验的结合上做些文章,并最终建立中国本土社会科学。
陈柏峰认为,20年后世界社会科学将有三大中心,一是美国,二是欧洲,三是中国。我深以为然。但要达到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三大中心的目标,尚有遥远的路程要走,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将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具体经验结合,并确定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而其中第一步是要发展出熊万胜所说“集体的学术”。
熊万胜所说集体的学术,是指以享有共同学术信仰和研究前见,且学者之间有着密切个人交往的学术群体所从事研究的学术,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特定学派的学术。集体学术是公共学术的前提,只有有了众多可能成气候的集体学术,才可能有高水准的公共学术。只有有了众多具有学术自主性的高水准的研究中国问题服务中国社会的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才有希望。
二
具体来讲,我以为发展集体学术并进而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作贡献的理由及进路如下。
中国的社会科学要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出发点,以解决中国发展中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为目标。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也不应以抽象的爱智游戏作为出发点,也不应以揭示抽象的关于世界的普遍规律为诉求重点。在当前西方社会科学处于霸权地位并以普世姿态来解释一切时,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需要有对自己民族的特性及其所处发展阶段的清晰认识。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中的集体学术,尤其应当以中国经验为出发点,以解决中国在西方世界压力下寻找出路的困境为诉求目标。只有在对中国特殊经验的深入解剖和理解中,我们才能发现普适的社会科学真理,这个社会科学真理是多元的,具有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法,西方社会科学也是对西方特殊历史经验的解释及对其特殊现实的回应。没有可以抽离具体历史与经验的社会科学真理。
之所以强调西方社会科学本身的地方性及真理的多元性,是因为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的霸权。西方社会科学的霸权更多并非西方社会科学的硬权力,而是其软权力,是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等级建构。这既与西方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强势有关,又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与现实有关,还与西方社会科学更为成熟和理论化有关,更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不自信有关。以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在西方社会科学的等级体制中找到位置,才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差异被建构为社会科学的等级差异,似乎只有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及其研究方法才是科学的,而中国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中国自己的问题则是不入流、低等级、低水准及非学术的。吕德文曾写有一篇文章,题目即“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对国内的“中国研究”提出批评。本来中国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不仅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而且可能有更为深入的研究,及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但中国学者却唯“美国的中国研究”马首是瞻,以为真正的学术只能来自与海外中国研究对话,以海外中国研究作为学术准绳,并以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为评价学术的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自1980年代重建以来,已有20多年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的时间,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西方社会科学包括西方的中国研究大都较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水准要高。更重要的是,在译介西方社会科学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是分散的散兵游勇,中国学者所面对的是成熟、水准很高、很多领域已有深入研究、话语系统已经形成的强势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学者如果不能融入到西方社会科学的传统及话语中,他的研究就既无法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又不能获得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还不能建立自己研究话题的学术正当性。只有在西方社会科学普适阳光的照耀下,沿着西方社会科学设定问题的道路前进,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才可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为西方普适的社会科学成就增添些许光彩,作中国贡献。
只要中国学者是个体性的,而没有形成集体的学术,没有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基础上的公共学术,个体学者必然被吞噬到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黑洞,因为一个人无法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一个人不能仅仅靠与自己的对话来发展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否则,他既得不到学术资源,又无法开展建设性的学术批评。在面对成熟庞大且深入细致的西方社会科学及其问题意识体系时,无论多么深刻智慧的中国学者个体,都不可能不迷失在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之中。从而,中国自身的经验仅仅成为检验西方理论的工具。中国自己的问题消失了,中国研究变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次要的分支,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不存在了,或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过。
只要当中国研究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并以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在中国语境下建立起集体的学术,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对话(当然也可以包容其他的经验),在自己的问题语境中切磋,确立起自主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框架,并以我为主地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才可以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学术前见、学术信仰和问题意识基础上的学术共同体,才可以有学术的继承与传承,才最终可以真正深入地建立起深刻的本土中国社会科学。集体学术是建立学科范式的基础,是一个科学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可以在西方社会科学霸权条件下获得学术自主性,从而使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基础。中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小单位不是学者个体而应是一个学术集体。
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学界关于社会科学只是个人智慧与思考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只有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才是学术的想法是不对的。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由于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原因,而在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上普遍存在无意识乃至有意识的盲点,而在建立集体学求方面普遍存在严重的不自信和无为思想。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目前存在的最为致命的缺点。
与当前国内学界普遍存在的对学术自主性的忽视和对集体学术的否定(以为学术只是个人的事业),我们以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从西方引入社会科学近30年,中国社会科学最需要做的事业是在消化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将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比学术水准更重要。只有方向正确才可以一步一步在继承与传承中提高水准,方向不对则不可能形成真正中国的社会科学。我们这个群体的农村研究,学术起点很低,但后续研究均以之前的研究作为基础,并在与之前研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在推进研究过程中又“以我为主”地吸收其他各种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是可积累的,从而能不断提高水准的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
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问题意识时,西方社会科学并非最近的研究成果才是最重要的成果,新的未必就是好的,现在流行的未必就是中国需要的。中国自身社会科学研究基础薄弱,中国又是一个巨型社会和具有独特历史与现实处境的大国,中国社会科学要能理解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要解释中国独特的问题,在当前阶段就要将社会科学更多当作艺术而非科学,就要在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强调跨学科研究,要有宏大关怀和整体视野,要出大师(至少视野要广阔),就要强调质性研究,当然,也需要中国学者建立以密切交往和建设性批评为基础的集体学术。只有有了大量的具有中国自身关注,具有学术主体性的高水准的集体学术,中国社会科学整体的主体性才可以获得,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才有希望。
笔者及所在群体的目标就是想通过若干年时间来建立一个具有学术主体性基础上的集体学术。当前我们从农村研究切入到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研究之中,农村研究是一个可操作的切入点,我们的根本关怀则是中国的发展,是民族的未来,是中国大多数人的福祉,是可以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建立。只有中国社会科学可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可以为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中国的社会科学才最终可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书关于社会科学主体性的一些讨论(第三、第四编)即缘此而生。
总之,收入本书的文章是笔者近年来以农村研究为切入点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一些思考,因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庞大复杂及本人学识浅陋,这些思考难免显得幼稚,但正如前述,有了正确的目标及方向,即使幼稚的思考也可能逐步积累为取得可观成就。我们相信,再有5至10年时间,我们可以拿出有点象样的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成果来。
三
作为后记,我照例要提出感谢的名单。首先要感谢的是最近几年一直共同从事农村调查和研究的华中学者群,其中大部分是我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工作和学习的同事和研究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同仁近年来坚持经验本位的研究进路,大量时间用于做农村调研,其中博士生每年住在农户家中调研时间超过三个月,中心老师也有大量时间用于调查。比如吴毅教授先后在两个地区的农村驻村调查达两年多时间,罗兴佐、董磊明在全国10多个省区进行深入农村调查。中心以陈柏峰、申端锋、吕德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博士生以他们的才华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灵感和动力。我本人的很多想法也是在与他们的讨论中形成的。正是因为有这个具备丰富农村调查经验的学术群体,我们才得以较快地推进对农村问题的认识。
其次要感谢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研究给予关怀和支持的学界前辈,其中曹锦清老师给予的无微不至的精神鼓舞和理论指导,让我们感激。温铁军教授、朱苏力教授和黄宗智教授也曾给予诸多鼓励、支持和指导。正是这些学界前辈的支持、鼓励和指导,我及我所在华中学者群体才能取得目前的一点成绩。
再次要感谢法律出版社和高山先生。高山先生不嫌拙稿质量粗陋,从法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角度竭力推荐,使拙稿得以在声望卓著的法律出版社出版。也真诚期待中国农村研究能够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界密切互动的平台。
最后,我还要特意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厚安教授。张老师今年刚好80岁,他是我见过的最为真诚最富有责任心而又十分宽容的老师,他对国家和人民的真挚感情,一直给我强大的精神动力。
感谢归感谢,本书文责还是要由我来负。期待各位读者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若有问题,请电邮:hexuefeng68@163.net。
2007年10月9日上午于成都西南交大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