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城市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自愿性隔离”程度很大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近期发表刘电芝、鲁迟、彭杜宏的调查报告显示,城市农民工低层次的安全感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他们萌生了更高层次需要,即普遍具有中等程度以上“融入效能感”和“发展意愿”。报告建议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帮助他们实现与城市的相融与发展。
调查以苏州的进城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分析,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一是进城农民工低层次需要基本得到满足。马斯洛提出个体心理需要的层次理论认为,人类需要从低到高包含五个方面: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依其产生的先后顺序和力量强弱构成了自下而上的等级式金字塔。调查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总体融入得分略过临界值,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城市融入状况一般,其融入城市的各种要素还有待进一步满足。但安全感需要已经基本不会对进城农民工的融入过程产生很大的影响。这说明,由于进城农民工问题的不断得到重视,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扶持,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内的基本保障水平已经从本质上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在此基础上,与需要层次理论一致,进城农民工已经将其融入城市过程中所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更高层次的需求上。例如,如何建立更加广泛的交际圈或如何更使自身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也就要求城市管理者能提供相应的、更多的帮助与服务。
二是不同背景进城农民工间群体差异小,但性别及职业间差异显著。调查显示,调查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进城农民工在“后顾之忧”和“自我融入效能感”上得分有显著性差异。首先,男性对失业、薪资拖欠以及照顾家人三个方面问题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女性。其次,在“自我融入效能感”维度中,男性也“在城市工作能充分发挥我自己的能力”问题中表现出显著高于女性的关注程度。当前,男性进城农民工中,大部分肩负着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重担,且男性外出打工,老弱妇女在家留守的现象十分突出。这些进入城市的男性务工人员,所承担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来到城市的目的甚至十分单纯———就是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充分发挥自身能力,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是这类人群面临的最直接压力与迫切关注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其对自身利益的获得与自身价值体现的关注。
三是进城农民工存在自愿隔离现象。研究发现,城市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自愿性隔离”程度很大。自愿性的隔离是指群体成员由于共同的文化和心理需要,主动降低心理层面上的价值认同感,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并以此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托。这种“自愿性隔离”无疑在实质上拉大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使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调查发现的一些问题表明,进城农民工在寻求帮助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同类,虽然他们互相之间能给予的帮助十分有限,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现状与经验已经证明,这可能是可以得到最多的和最有效的支持。这也证实了进城农民工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能较快地将刚刚进入城市的新人吸纳进目前已经比较稳定的文化结构中(并非城市文化体系),并将其同化。当前社会现实中,已出现了一些进城农民工在拥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了一些在乡村生活时的陋习,甚至出现由于缺乏高层次的追求目标,滋生出一些对城市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害的不良行为(如在公共场合的不文明行为、赌博、吸毒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居民群体与进城农民工群体在某些方面的对立。
针对调查所揭示的有关状况,研究者认为应在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包括平等地对待、维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如居住条件、劳动所得的支付情况等)的同时,逐步提供满足进城农民工高层次需要的空间,并利用农民工的自身特点进行城市文化宣传。报告认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将外来务工人员视为前来附庸的低层次文化群体;认为这些外来者理所应当成为廉价劳动力,使很多为经济利益而来到城市的劳动者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利益,导致了长久以来进城农民工的文化自成体系、自我隔离,继而与城市文化产生矛盾。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做好对进城农民工基本需要提供保证的同时,还应该尝试利用进城农民工群体之间信息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影响深刻的特点,帮助我们开展工作。首先,进城农民工文化本身属于一种自发的文化体系,其传承基本靠的是行为与语言为媒介,加之进城农民工工作、居住相对比较集中,如果以这个媒介作为我们宣传的工具,将比其他媒体更有效且更直接。另外,虽然进城农民工自身文化相对封闭。也还是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我们应该尝试将一些与融入城市社会相关的元素加入进去,使进城农民工有更强的融入意识,希望融入,且知道如何融入。具体方式可以考虑建立进城农民工的代表组织,借助代表的号召力和实际经验帮助达到宣传融入的目的。最后,可以着力宣传一些进城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社会的典型例子,使进城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社会有更加直观、具体、真实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