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日前,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演讲时用诗一样的语言对贫民区做了如是赞美,他认为,可以用设立贫民区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那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的安居问题(4月14日中国新闻网)。
用“贫民区”而不是“贫民窟”,这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谴词造句时的特殊智慧,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秦教授并没有解释,但综合他整篇的演讲来看,“区”就是“窟”,只不过听起来不那么刺耳罢了。
虽然秦教授用了“自由”、“福利”等美好的字眼来装饰贫民窟,但对贫民窟有一点感性认识的人,就不见得会同意。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印度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看到:在这片面积1.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拥挤着100万人口,巷子里堆满了废品和垃圾,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这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卫生设施,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只供水两个小时,每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约翰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里的地狱!”
此外,各国的贫民窟无一例外地都是当地社会动乱的根源,是流行病的渊薮,是黄、赌、毒泛滥和黑社会控制的地盘,是正规的警治和法治社会不能建立的“化外之地”。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会把自己城市有贫民窟作为比别人“高一头”的理由,相反,他们提起贫民窟来总是会满面羞惭,把它看成亟待治愈但又无法治愈的城市之癌。
也许有人会为秦教授辩解说,设立贫民窟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为了让农民工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安顿下来。但在我看来,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反而把这种歧视更加制度化、合理化了。对于城市的雇主来说,由于无须考虑返乡的费用,他们甚至可以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更地低,而城市的管理者也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不承担贫民窟居民的任何福利,这一点只要看看孟买贫民窟的状况就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秦教授真的关心农民工的自由和福利的话,那首先就应该为农民工去争这样一种自由——免于堕入贫民窟的自由!这才是真正值得去争取的自由,要知道,一个人一旦堕入了贫民窟,则相当于被社会抛弃了,还有什么自由、福利可言呢?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用贫民窟来解决城市化问题,也是很难想象的。据学者温铁军统计,如果按国际惯例,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并且从事的是非农职业的人都统计为城市人口的话,则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假如按照南亚或拉美的比例,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是住在贫民窟的话,那这个数字将是三亿多人。在如此规模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可能不是自由和福利,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如果说不能照搬西方经验的话,那么照搬孟买或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模式就更不应该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既定方针,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一种富足安适的生活,这不仅为中华民族未来的粮食安全投资,也是为了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谈判地位,使他们可以选择不去贫民窟;二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过上一种有基本尊严的生活——至于贫民窟,就还是让它留在国外吧。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4/021815348150.shtml
建贫民窟是剁人双腿送人拐棍
作者:安庆仁
难为秦晖教授了,在学商穿一条裤子的今天,还能想到那些流浪在城市里的拾荒者。虽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虽然这与赔付无关,我们还是愿意倾听。“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是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这话说得多好,差一点就说到我们心坎上去了。古人云,良言一句三冬暖,可是秦晖教你知道吗,对那些城市的拾荒者来说,享受粮食是奢侈的,享受良言,同样亦是奢侈的。
不过我人为,秦晖教授的见解未免不流于肤浅,其人道主义的一面虽不能说是温情秀,但显然,他忽略了几十年来积存在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层问题。例如修建贫民窟的背后都有哪些原因?这些贫民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社会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规模的贫民?贫民群体的出现,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者不去正视,甚至还刻意回避,那么修建贫民窟岂不是舍本逐末么?等于是河水流到入海口处才去治污,治标不治本、治下不治上、治末不治源,而且也非常虚伪。
另外一些疑问也同样存在,一、贫民越来越多,几天前重新发布的一个标准显示,中国贫困人口较之前计算的数据要多出4000万。如此大规模的贫民,要建多少贫民窟才够用呢?二、修建贫民窟的速度是否能超过生产贫民的速度?据有关报道披露,由于私挖滥采,山西省有三分之一的地面都变成了沉陷区,这意味着,仅山西一省,在未来数年间就可能向社会输送2000万贫民。以如此速度生产贫民,贫民窟建设是不是也要搞大跃进才行啊。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贫民窟和富人区共存,是否就是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中国社会呢?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是某些人热衷于建设贫民窟的根本原因。
少跟我谈什么人道主义,如果人道主义就是把农民赶离家远,然后给予他们在城市的边缘实际上是城市的垃圾场附近搭盖纸板房的权力,这样的人道主义跟美国人给巴勒斯坦人修建难民营又有什么质的区别呢?毫不隐讳的讲,我所以鄙视和诅咒《南都》、《南周》,并不因其只要民主不要民族,也不因其只反皇帝不反贪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两份报纸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上下其手、私结党羽、图谋不轨。他们以民之名而害民,以改革之名而误改革,以党之名而弱党、裂党、丑党。他们装神像神、装鬼像鬼,大奸似忠,一头鼓吹剥削有功、掠夺有理、贪腐无罪,大搞损公肥私、损人民肥权贵之行径,从而制造了近乎人类灾难的民工潮;另一头又惺惺作态假仁假义,用贫民窟冒充温暖工程愚弄民众、扰乱视听,岂非猫哭耗子假慈悲吗。真真的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从哲学的角度讲,《南都》和《南周》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始作俑者之一,每生产出一个贫民,他们就要从中分得一些红利,每死掉一个贫民,他们就少了一个上门寻仇的敌人。而这,就是被渲染得至洁至纯、至真至善、至仁至爱,俨然已成为中国社会理性、正义、平等化身的《南都》和《南周》。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当中国的私人资本已经强大到足与外资分庭抗礼的今天,出于阶级本性的原因也受制于追逐金钱的贪婪本性,《南都》和《南周》依然不打算关闭掉生产贫民的舆论流水线。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南都》和《南周》却总是以关心贫民的姿态出现,打着为穷人争取权利譬如贫民窟这样的居住权的幌子,四处招摇撞骗。倘若揭破《南都》和《南周》美丽谎言的外衣,我们就会惊恐的发现,所谓贫民窟工程,其实是个砍人双腿送人拐棍的罪恶计划。纵览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南都》和《南周》这样厚颜无耻又道貌岸然的报纸。网上有人说,做人不能太CNN,《南都》和《南周》其实都不如人家CNN的板缝高尚。起码来说,CNN还是以说真话为主的,而《南都》和《南周》,何尝说过真话?
并不否认,当前中国需要贫民窟,对于那些浪迹于城市里的拾荒者来说,活着也许比尊严更重要。可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了说,给他们这样的居住权就完了吗?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终目标么?果真如此,就不能不怀疑一些人的险恶用心了,莫非是要用二元价值观把中国分成“贵人、凡人、类人、非人”不成。否则的话,请给他们平等,给他们关爱,给他们正常人拥有的一切,绝不能让他们永远住在贫民窟里。归根究底,他们人生的失败,更多的原因来自于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剥夺了他们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更干脆一点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牺牲品。
在这里需要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变成贫民呢?为什么非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呢?我们的城市一定要很大很大才好吗?北京很大,大而不当;上海很大,华而不实;广东很大,弊病丛生。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安排,城市适当的发展,农村加速发展,让农民植根家园治贫致富。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我们不去挤占他们的空间,不再损害他们权利,在城乡货物交易中做到买卖公平,那么,就算盖好了贫民窟请他们来住,他们都不会来的。而我更怀疑,建贫民窟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永远使用廉价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