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复兴进程中的清明节

     

     

    在霏霏春雨中,当代中国人迎来了第一个清明节假期。很多人将踏上归乡扫墓的旅程。在缅怀追思的仪式中,那些已经逝去的先人,将奔波忙碌的生者联系起来。一个大家庭,因为故去的亲人而重温亲情;一个血脉相通的村庄,一个历史久远的宗族,因为共同的先祖而重新走到一起;一个民族和国家,也会因为那些圣贤和伟人而联系在一起。那些曾经美好或伟大的东西,那些一度无法实现的愿望,都激励着生者前行。

    清明节所召唤和显示的社会关联,与现代的自由无关,与现代的民主无关,也与现代的法律无关。但就是在这个一点都不现代的节日,生者以逝者为纽带而聚合在一起,它的社会粘合力甚至有现代法律或民主所不能及的地方。

    如果只是以现代的眼光看今天中国社会的建构,最常见的看法就是,建构一个有聚合力的社会的最主要办法,就是把每个个人都变成在市场竞争社会或者公民社会中一个个原子化的公民,然后再把这些公民个体通过市场体制和自由民主体制提供的协商对话平台聚合起来。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这样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以后也会自然地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结成一个大同世界。对于这种以原子化个人为基础的国家体制和全球体制来说,家族和以家族为基础的社区是需要冲破的局限,是需要打破的社会结构;只有突破那种以世俗血缘和世世代代生活为基础的"狭隘"感情,现代化的国家体制和全球体制才有可能。

    但是,对于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那一个个通过世俗血缘和世世代代的日常生活凝聚起来的家族和社区,那种对于家庭、家族、故土乃至民族国家的"狭隘"感情,却意味着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方式。如果这种通过世俗血缘和历史生活凝聚起来的家族、社区甚至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完全被消融和整合到那种以原子化个人为基础的国家体制和全球化体制中,对于天下中国人来说,是件幸事,还是不幸?因此,复兴清明节习俗,意味的远不止于假期的调整,更重要的是社会建构体制的重大选择。

    复兴清明节习俗,意味着在市场化重组社会的同时,尽量维护传统家庭、家族或社区所聚合的社会网络,维护老百姓生于斯养于斯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维护不仅是对传统社会聚合方式的重新发现和尊重,也是为了民众在精神和心灵上获得稳定、秩序和安顿,是一种精神层面和文明层面的执政为民。毕竟,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没有"家"的温暖的生活,没有和"中华大家庭"的文化感觉的生活,无论有多富裕有多先进,都不会是一种幸福的生活。

    同样道理,春节对于中国人的幸福生活而言也至关重要。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不辞艰辛"回家过年",是一种有着深刻心理需要的习俗,是洋溢着中国人的幸福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政府在春节前后千方百计地为民众"回家过年"提供方便,也是为了保护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幸福感。今年初南方冰雪灾害曾严重扰乱春运,但是温家宝总理在长沙火车站和广州火车站都表态政府一定尽力解决春运难题,这种对责任的尽可能的担当,包含了对民情的细微体察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大意义的洞察。(地方政府力劝农民工当地过年,是有效的应急之计,但毕竟只能是辅助性的措施。)

    无论是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立法放假,还是全力保春运,都是执政者的文明意识兴起的一个表象。执政者文明意识的高低,不仅要看创新能力,还要看理解传统的能力。从传统到现代的创新和转型,未必事事都好,有美好高贵者的消逝,也有鄙陋败坏者的登场。恰恰是在这种不那么现代的地方的保护性举措,最能显示文明意识的深度。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待于在现代与传统的纠缠之间建立更全面均衡的视野,培养更有历史深度的眼光。
     
     

    传统节日的文化政治

    吴铭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4-03-03 16:47:01
      时论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呼吁,增加清明、端午、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各个节日都放假一天。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法定假日中,只有春节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其他的传统节日,虽然民间有所保留,但并未被规定为官方法定节日。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一些传统节日已经有逐步走向衰落的迹象。

    目前,许多西方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等等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纪先生提出的这一呼吁,并不是因为此消之后彼长的刺激、并不意味着因此就要拒绝和排斥它们———且不说这在开放的时代不会有什么效果,更重要的是,这会掩盖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目前对节日的体制性安排,已经无法给人们提供足够的情感空间。

    节日存在于传统之中,国家对节日的安排反映了其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及对文化正统的确立方向。目前我国最重要的国家节日中,五四青年节和十一国庆节是对国家政治文化传统的一种确认,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是对国际政治文化传统的接受和确认,元旦是对国际主流文明传统的确认,春节则是对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确认。而港澳地区的节日安排则对民俗传统有更多的强调,例如在香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被定为五大传统节日,被规定为法定假日;澳门也有相近的规定。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愿望都会自然地通过各种节日流露出来。节日作为一个民族的活态文化,一年一度地传承着它独有的气质与文明的神圣的方式。当代中国人对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民俗节日虽然仍保持着巨大的热情,但是这种热情在不断消磨。因为国家对节日的安排淡化了民族民俗性的节日(除了春节之外别无其他),缺乏对民众生活感觉和生活伦理的关注,因此难以应付人们希望节日带来生活的情趣与高潮的需求。

    传统节日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退,和一些西方节日影响的上升,与其简单地说中国民众对本土传统没有了热情,在文化上丧失了自信,不如说这种现象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心理需求更为丰富的趋向。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仍然有着活泼泼的生命力,大部分民众仍然通过传统的节日自发地表达着他们的情感和愿望。问题只在于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被忽视了,民众日常生活对于文明传承和国家政治的意义被忽略了。

    国家治理和政治建设的一个最终目标就是要让民众平和、快乐和幸福地生活。而民众享有幸福生活的方式,经历世代积累,凝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特别是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节日正是民众表达他们的幸福和快乐的很重要的途径,从其中正可看见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很难想象,如果无法形成和延续传统生活方式,一个民族会有普遍的幸福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遗产"中补充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把这些活态的无形遗产看作一个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社区发展的生命源泉。节日就是其中的一种。

    因此,国家不能忽视节日这种大众生活的仪式在塑造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更不能忽视,国家政治和国家的伦理价值必须建立在民众的生活方式之上,建立在活泼泼的民间传统之中。由于国家体制对民族传统的态度有着相当大的移风易俗的作用,民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具有普通意义的精神动力。在越来越繁忙的市场社会里,仅仅靠自发传承来发扬传统节日的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一个自觉的文明传承的时代应该到来。国家提供法定假日,为民众提供实践传统生活方式的空间,让民众创造的活态文化的大河绵延流淌,让所有中国人真正感到自己是文明的主人,不仅大有余地(中国的法定假日只有十天),而且已经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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