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的市场化,自然必然地要求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意识不到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要“交学费”。在当今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社会自身的市场化,既自发蕴生着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的内在冲动,也显然潜含着进一步思想转变与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因而,只有从一个开放的、过程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综合视角来审视“经济中国”,也才能开始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社会。
1.从整体上解读中国经济
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从而市场机制已经基本生成的当下中国社会中,与宏观经济运行有关的一些问题和事件,渐渐占据了当今中国网络和平面媒体的醒目位置,也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谈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首先就是如何看待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2007年开春,《财经》杂志就约请吴敬琏教授主持国内五位经济学家的访谈。尽管五位经济学家都对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表达了乐观预期,并对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所察觉,但似乎还没有人对在上半年就开始出现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有所预期。2007年上证指数上升到6000点以上,然后又跌宕起伏,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年初始料不及的。相反,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较多经济学家仍然对近年来的居民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表示了担心,担心它会拖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势头。然而,2007年第一季度宏观数据出来之后,房价、股价飙升,通货膨胀率抬头,资本品价格节节攀高,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屡创新高,经济增长仍然十分强劲。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就成了全年的热门话题。
中国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这一波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还能延续多久?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界似乎还有许多困惑。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帕金斯认为,可以从高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快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对这些快速增长的资本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对外贸易的大幅度和高速度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等方面,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帕金斯估计,中国经济至少还能以7%以上的速度再增长20年。在国内,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也一直抱有较乐观预期,并提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呼唤着新的理论解释。在谈到21世纪中国的崛起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提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人在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进行国际贸易,这是很难得的历史机遇。这更能让我们今后以理性建设者、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分担世界秩序的责任,让我们认识到改革现行中国的制度结构,并真正实现宪政法治,让世人不再对中国的崛起担忧。
然而,对于中国这些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些经济学人总是表示担心。姚洋教授的“从账面GDP看中国之谜”一文,就部分表达了这一担忧。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一文中,韦森教授则表示,值得关注的事,是在近几年中国经济每年10个百分点上下高速增长的同时,税收却以20多个百分点更高速地增长,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加速度双倍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在中央政府担心经济是否过热的同时,应该首先意识到政府本身在目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政府投资加上地方政府间各自的“增长性竞争”,实际上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器”。
2.宏观调控
2007年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出现了一个令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现象:中国宏观经济终于结束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并存的一种“高亢奋”的经济增长格局。2007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价格的抬头),引起了各界的密切关注,“宏观调控”再次变成热门话题。余永定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危险现象,是通货膨胀率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并存,结构性通货膨胀同资产泡沫开始形成相互推动、竞相攀升的势头。如果失控,后果将十分严重。目前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与目前流动性过剩密切相关。面对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通胀率抬头、资产价格上涨,媒体和经济学界一再呼吁要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宏观调控的成效不尽如人意呢?复旦大学的华民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结构问题、并且开放度又很大的情况下,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的调控方法至少是缺乏效率的。他主张,较为可取的政策组合应当是以紧缩性财政政策为主、以中性的(即保持既定利率和汇率稳定不变的)货币政策加以匹配的政策组合,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行结构改革政策来为宏观调控提供有效的微观基础。然而,对于宏观调控本身,经济学界也有不同意见。譬如,赵晓教授就认为,就国内市场而言,无论是就消费还是就投资而言,现在都不存在经济“过热”问题,因而,真正需要调控的是“外需”,而不是“内需”。基于这一判断,赵晓同意余永定的“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政策建议。
3.人民币汇率
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成了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讨论的话题。人们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一方面,中国出口仍然大幅度地超过进口,另一方面,由于预期人民币升值,加上上半年中国股市飙升,大量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这就为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蕴生了强大的海外波涛。在今年2月份“中国经济观察”的报告中,易纲就提出,中国宏观经济中流动性过剩问题,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与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在中国存在巨大双顺差的情况下,近几年央行不是有意在“发行”货币,根本就是连“收流动性”都“收”不了。
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以及升值的速率应该多快这类问题上,张五常教授近些年来一再坚持人民币不能大幅升值。他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利于农民收入,不利于农转工,不利于中国技术和科技低下的微利和接单生产的中国外贸企业的生存。樊纲研究员也同样认为人民币不能大幅升值,他最近提出,如果人民币年升值超5%,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灾难,会导致百万民工失业。与此意见相反,余永定则认为,目前人民币升值“正当其时”。他还认为,尽管人民币升值会带来阵痛,但升值是符合中国自身长远利益的。余永定给出的理由是,在我们还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我们的贸易已经实现了持续、大规模的“双顺差”。结果,在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资本净流出的现象,这在国际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继续维持双顺差已不合乎中国自身利益。要做到这点,应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
4.股市飙升与跌宕
2006年6月开始,中国股市出现了一轮长达年余的大牛市。尤其是自2007年年初以来,上证指数从2700多点节节攀升,一度突破6000点大关。进入2007年11月份以来,中国股市出现了调整性下跌。2007年的中国股市,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几乎从2007年一开始,谢国忠等悲观派的经济学人就一直呼吁,要警惕中国股市“虚假繁荣”的风险,并认为中国股市的价格已经太高了。甚至像格林斯潘这样的老先生,自2007年5月以来,也异乎寻常地连续三次唱空中国股市。格林斯潘老先生担心中国股市有一天会出现“戏剧性收缩”,认为“中国股市的上涨势头不可能持续下去,必将出现大幅的下跌”。然而,中国股市在2007年6月经历重大调整后,一路走强。在这个过程中,格林斯潘又连续两次继续唱空中国股市。
与悲观派相反,一些对中国股市持乐观态度的人士,认为当下中国股市的繁荣是必然趋势。譬如,韩志国等业界人士就认为,由于世界经济正经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美元的持续贬值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导致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从国内环境来说,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负利率,使得储蓄收益成为负数。在这种情况下,资产投资与资产价格的上涨,就成为各种复合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由于人民币升值正处于一个“中继过程”,由于股权分置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潜力还处于持续发掘的过程中,加上中国经济还在加速,中国股市的牛市进程就必将持续下去,无论谁都无法改变这种趋势。
与上述两派不同,一些专业人士则对中国股市做了理性分析。华生认为,在中国股市微观层次上的市盈率、市净率高居世界首位,而宏观层面上股市总市值与GDP之比也达到惊人的高位,这应该引起警觉。华生呼吁要警惕中国股市的“虚胖”。很显然,这些观点,与对中国股市现状的悲观派看法有些相近,但他又对上半年以来股市的飙升三缄其口,不说三道四。
对于2006至2007年中国股市的繁荣与跌宕起伏,处在中国宏观政策决策层以及政府政策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们则相应比较理智。譬如,夏斌就认为中国股市处在一个“结构性繁荣”时期,但是他也一再呼吁股民要警惕股市结构性繁荣下的风险。
如何看待2007年以来的中国股市,实际上也蕴含着经济学家们在政府如何管理股市问题上的分歧。那些对中国股市一直存在某种担忧的人士总是期求政府有所作为,采用一定的措施挤压“股市泡沫”。另一方面,一些乐观人士也同样期盼政府在股市的繁荣发展中不断有所作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像任何市场一样,中国股市应该有其内在的运行法则。政府只能通过其有关职能机构加强对股市的监管。政府如何监管股市?中国人民大学的周业安教授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应通过建立各种规则监管股市,并自己率先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这样做,就能够起到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同时,如果政府有关机构通过投资者教育来引导投资者遵守规则,整个金融市场就会逐渐变得有序。
5.房地产风云
2007年全国各城市房地产价格成为热门话题,并不完全是因为房地产这些年已经迅速成长为巨大产业,以至于在2006年中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已占GDP的10%,而是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涨跌,牵涉到千家万户的直接利益。根据易宪容的一项研究,2004、2005和2006年,全国房价上涨分别只是9.7%、7.6%、5.6%,进入2007年,国内城市的房价上涨则一浪高过一浪,一、二、三线城市房价齐声上涨。于是,如何控制飞速上涨的房价,则成了2007年举国上下此起彼伏的一个热门话题。
到底如何才能控制房价?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一个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时,该城市的政府应当迅速增加土地供给。这当然要看当地政府是否真正想要控制房价,或者说给政府要房价降温的决心有多大。如果地方政府依赖卖地收入满足其资金需求,他们降低房价的措施就很难有诚意。如果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政策可能永远只会停留在口头上。也有不少人主张,降低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开征1%-2%的房产税。面对近些年暴涨的房价,各城市也在推行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但是徐滇庆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政府的限价房政策和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措施,都举步维艰。况且,即使个别城市建造了一些经济适用房,仍然杯水车薪。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民间学者秋风认为,谈到房价上涨,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房地产商,在近些年的中国经济格局中,土地价格上涨带给开发商的收益远远大于开发房屋再出售所获得的收益,这个时候,开发商当然倾向于不去建造房屋,而是囤积土地。根据这样的逻辑,假如房屋价格上涨速度很快,则开发商会倾向于拖延开发进度,或者拖延房屋销售进度,这样就可以坐享土地价格上涨的收益。在目前政府垄断开发用地供应的制度下,所有人都会形成土地供应日益短缺的预期,因而也相信房屋价格必将上涨,地价当然也会持续上涨。这样一来,时间本身就给开发商带来了丰厚利润。
6.社会收入分配
2007年,引起全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正如中国社科院的刘小玄教授所言,近些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话题被炒得沸沸扬扬,不少人指责市场化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纷纷求助于政府,希望政府拿出有效办法来解决问题。实际上,解决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症结,是要减少政府占有的资源份额,尽可能降低不必要的税费,尽可能扩大民间资源占有率,将垄断资源的所有权分散化,以形成多元化的市场格局。
2007年,在中国学界所进行的一项极其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就是王小鲁博士对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灰色收入,高达4~5万亿,主要来源于五个渠道:行政审批、金融腐败、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收入。灰色收入,无疑是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且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据此韦森认为,目前在中国社会中真正富的人,可能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着权力或这样那样直接、间接与权力有关的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存在收入上的“不均”,应该是常态,但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上有差异。要真正解决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且差距继续拉大的问题,关键还是要进行民主法治建设,真正深化市场化改革进程。
根据这一思路,张曙光教授认为,反腐败是改变我国分配模式的关键。从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平、经济机会的公平和经济结果的公平三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张曙光认为,中国社会现状确实有经济结果的不公,但矛盾的焦点更多集中在前两种尤其是经济机会的不公上。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经济机会不公的主要原因。从反腐败角度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并不会损害效率,反而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
7.医疗体制改革
2007年,由于医疗体制改革问题牵涉千家万户和数万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制药业的利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自然引起各界的密切关注。2006年9月,国家医改协调小组成立。这个医改小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由卫生部、财政部等11个部委所组成。为了稳妥启动卫生体制改革,国家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其他研究单位分别提出了9套医改方案。在2007年一年中,尽管这个医改协调小组一再说,新的国家医改方案将在年内推出,但到此稿发表时,仍然没有见到推出。这说明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十分复杂,且各方意见差异仍然甚大。
在9套医改方案中,据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所主持的方案较为中央医改协调小组所重视。李玲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带来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仅增加了3.8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增长。虽然卫生总费用、人均卫生总费用增长很快,可医疗卫生领域仍存在很大问题,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部门之一。在这样的态势下,医疗体制改革看来是必然趋势。
从总体上说,医改存在两条思路:一种思路是市场主导型,另一种思路是政府主导型。美国是全球最市场导向的医疗卫生体制,市场主导型医疗体制的结果是,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但医疗价格也越来越高。政府主导模式的医疗体制的典型是英国和加拿大。它们实行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公立医院由政府全额投入,老百姓免费看病。有钱人需要特殊服务,可以到私立医院去。根据这两种划分,李玲主持的研究团队主张中国的医疗体制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相反,同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则强烈主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并连续发表文章推介“安徽宿迁医改模式”。所谓“安徽宿迁医改模式”,据悉是以卖公立医院为契机,把办医者和管医者分开,把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分开,把医疗服务机构与卫生防保机构分设。
在这两套完全不同的医改方向外,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则认为,在未来的医改中,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考虑到“以药养医”是促成医疗价格虚高的“幕后推手”,顾昕认为,采取“全民医保”,就可以终结这种不良格局。据悉,在提供新医改方案的9个机构中,有7家对全民医保方式表示赞同。
为什么中国的药价这样高?为什么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市场上就失灵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的调查研究发现,关键问题还是一个医疗体制问题。正是在目前被扭曲的医疗卫生体制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价格越高的药,越好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怪现象?关键还是目前社会体制格局中医疗行业的两个显著特征:需求缺乏弹性和信息不对称。一旦遇到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这两个特征就会导致“价格扭曲”。
8.环境污染与治理
进入2007年,中国各地陆续爆发一些水污染事件,其中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太湖在今年5月底突然爆发蓝藻危机。水污染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多大损失?根据《财经》的报道,水利部有资料显示,20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1.6倍,当时已有1000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除直接经济损失外,水污染带来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007年爆发的水污染问题,引起了像汪丁丁教授这样的经济哲学家的注意和重视。根据蓝藻在太湖大面积爆发而导致无锡缺乏可饮用水的报道,汪丁丁从道德哲学的思辨维度告诫世人:面对环境问题,人们必须行动,必须为牺牲环境所换来的便捷性而忏悔。每一个人,在未来十年有意愿行动起来保护地球的每一个人,他们参与的是政治运动。
2007年的太湖蓝藻爆发和无锡水危机,警醒了国人,也使人们意识到当今中国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如何进一步行动?2007年6月底温家宝总理在无锡主持召开了“太湖、巢湖、滇池”污染防治座谈会。周生贤在“全国湖泊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也称:“要下大力气、下真功夫,采取有力和坚决的措施,遏制湖泊水质恶化的趋势,全面开展对湖泊水环境整治的攻坚。”之后,太湖流域的江苏周铁镇便成了“铁腕治污、重建生态”的重点突破镇。一开始,周铁镇5名官员由于太湖排污监管失职被处分,而该镇22家化工企业列入关停行列。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青年学者李华芳认为,太湖地区蓝藻的治理,环境的修复,都不是朝夕可成之事,除了要避免“技术误区、制度误区、意识误区”外,还需要做好长远打算。
9.政府财税收入飙升
在2007年,税收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是因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频繁调整一些税率。譬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6月11日,国税总局又宣布从7月1日起中国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缴纳税额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同样从7月1日开始,国税总局取消出口退税制度,这无疑又影响到一些微利出口企业。在一系列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的举措推出后,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财政收入出现了几乎创纪录的31.4%的增长。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这一系列动作,影响到千家万户家庭和企业,于是,税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就成了2007年媒体中经常出现的醒目标题。
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发表文章指出,税收是制度,是法律,是政策,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反映出作为征税方的国家(政府)和纳税人合作和互动的关系。但是,多少年来,以往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更多的是来自其中一方即政府的信息和声音,而另一方则沉默不语。要改变这一状况,关键还在唤起国人的“纳税人意识”之觉醒。作为财税问题专家,李炜光主张,要通过宪政民主建设,使公民纳税不单单是一种向国家尽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对公民作为这个国家主人的身份的确认——因为,与义务相对的不只是权利,还融合着纳税人的责任、使命、尊严和荣誉。
韦森也在2007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从“税收法定”基本原理的视角对中国的财税改革问题进行了分析。韦森认为,明确国家的税收立法权,使国家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等均由人大通过的法定程序加以规范,从而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目前来看是非常急切的事。
根据熊彼特提出的“税收国家”和他自己提出的“预算国家”概念,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认为,未来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思路,就是要完成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关键要达至以下两点:第一是“财政统一”,即政府的收支最后统到一本账里,这样才能确保预算是全面的、统一的、准确的、严密的、有时效的。第二是“预算监督”,即代议机构能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确保预算是依财政年度制定的、公开透明的、清楚的、事先批准的、事后有约束力的。王绍光深刻指出,税收固然重要,预算也很重要。预算改革的目的是要把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为一个“透明的政府”。
10.法治与中国经济
2007年,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与法学界和政治学界一起,就法治问题做了不少讨论。许多专家认为,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关键在树立宪法的权威。建立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2007年10月,《财经》杂志邀请四位法学界的专家,分别从“国家正义”、“依法治权”、“权利保障”和“程序正义”角度,探讨中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出,十年来,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法治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近几年来法治观念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是“依法维权”意识的提高。他认为,法治建设,尤其是依法治国,其核心应该是“依法治权”。再明确一点说,就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也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一个方面是制约和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是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
由于法治和民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讲法治,讲依宪治国,自然也牵涉民主政治问题。在这方面,陈志武在一篇访谈中曾指出,民主的核心目的有两个,一是监督问责,二是把不同公民的利益偏好汇总起来。目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可能路径应该是两方面同时进行:其一是从党内民主开始;其二是继续基层选举,并逐步往上升,最后形成全社会的民主政治。
与陈志武的一些见解大致相同,韦森提出,法治是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但是,对法治本身就可以直接创造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这一点,可能大多数人还没认识到,其中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据韦森说,世界银行2005年出版了研究报告《国家财富到底在哪里》。该报告发现,国家越是富庶,其天然资源所占比例越低,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越高。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无形资本份额大小的诸多因素中,法治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加以量化的话,法治程度可决定一国57%的无形资本价值。因而,一国的司法制度越是有效、财产权保护越是明确、政府运作越是顺畅,整体财富价值也就越高。由此,韦森指出,法治本身就能创造GDP。法治创生GDP,应该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一样,成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晓的道理。
简单的结论
2007年,既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一年,也是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继续解放思想和提高认识的一年。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提高,国人的法治和民主意识也正在觉醒。整体看来,2007年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既有着自身巨大经济成就和又有着种种社会问题的一个稳态的封闭体了,而是把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历史和传统“内嵌”在自身之中的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开放体系。西方当代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体系中,“不是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于经济体系里”。用波兰尼的这一见解观察中国社会,将会非常有意思。2007年的中国,正如波兰尼所言,显然已不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已经被嵌入经济体系里了。但是,这能否说当代中国已经步入了现代社会——或言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这我们还说不准。但是,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确知。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的市场化,对我们的法律、政治、社会、文化体制均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一问题好像还没有思想准备。经济的市场化,自然必然地要求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意识不到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要“交学费”。在当今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社会自身的市场化,既自发蕴生着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的内在冲动,也显然潜含着进一步思想转变与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因而,只有从一个开放的、过程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综合视角来审视“经济中国”,也才能开始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社会。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 责任编辑: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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